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作者：李开元 内容简介 秦始皇短短49年人生却迷雾重重。 秦始皇的爸爸是吕不韦？昌平君有着怎样的双重身份?秦始皇的表叔怎么成了末代楚王？秦始皇的后宫为何集体失载？坑儒是秦始皇背了几千年的黑锅？ 史学界福尔摩斯李开元，基于田野调查、文物出土和墓葬挖掘， 重返秦国历史现场，打捞历史碎片，糅合史学、考古学、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运用吊线跟踪、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集两千年以来秦始皇种种奇案于一身，从人人都好奇的角度切入，试图用八卦的方式破解那些掩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给史学界饱受争议的话题一个全新而合理的解答。史书没有记载的真相，李开元教授让你知道。 自序 在推理中享受历史的乐趣 这本书，不是一本常规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大胆的历史推理作品。 简单来说，这是破解历史密码的书。解码与解谜不同。解谜，是破解单谜。解码，是破解谜团，一连串彼此关联的谜；这些谜都在一个相通的环上，必须按照环扣的次序顺次解开。 这本书所要破解的密码，是秦始皇的密码。 秦始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名人，也是迷雾重重的人物。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重重迷雾，从他出生开始，一直到他死后，日积月累，有增无减，千百年来，积淀成一连串的历史疑案。 生父之谜是第一桩疑案，秦始皇究竟是嬴异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假父和弟弟之谜是第二桩疑案，秦始皇与嫪毐、成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表叔之谜是第三桩疑案，昌平君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先扶持嬴政亲政，后来又起兵反秦称楚王？ 第四桩疑案皇后之谜，更是蹊跷。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却在史书上渺无踪影，这不是非常奇怪吗？这桩奇怪的事情，不仅牵连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幼子胡亥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更牵连到他们的母亲——那些曾经在秦始皇身边生活过，后来又完全失去消息的所有后宫…… 如此种种疑案，都纠缠在一个环上——秦始皇的亲族和外戚。如此种种疑案，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年代久远，史料欠缺，当然是首要原因。不过，人为地隐瞒历史真相，有倾向性地曲解历史，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的束缚。 多年以来，在史料学领域，我们信奉“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不过，如果将这个原则推广到整个历史学，警句就变成了咒语，我们将会掉进认识的陷阱，误以为凡是没有记载的事情就不曾存在。照此扩大化，历史学将只剩下破碎的片断，而失去完整的篇章，前言不搭后语的失衡，最终难免陷于失语。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要通过少而又少的古代史史料，解读出多而更多的史实来，必须修炼“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的功夫。这个“说十分话”的功夫，讲的是由一条材料生发十条线索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思路，是多方联想与合理推测。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搜寻间接的旁证，运用联想和推测，上下内外关联，前后左右旁通，索隐探微，设问求解，将各种蛛丝马迹串联起来，最大限度地解析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 历史学的这种做法，类似现实中的侦探破案。案发后的现场，混乱而狼藉，犯人无影无踪，证据被销毁隐去，侦探们仔细地搜集每一处指纹、每一个脚印，甚至是一根毛发、一种气味……如何由这些少而又少的证据，搜寻出犯人的踪迹，复原出案发的现场，推理和联想正是必不可少的功夫。按照侦探学上的说法，就是通过推理和联想，将所有的证据合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相关的证据链，由此重建案发的过程。 刑警侦探破解的是现在的疑案，破解古代疑案的历史学家，是历史侦探。历史侦探破解历史疑案，同刑警侦探破案一样，充满了惊险、刺激，还有乐趣。 读者朋友，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来到秦始皇身边，置身于那一个又一个的案发现场，一起来做历史侦探，一起来享受破案的快乐，一起来体验福尔摩斯式的逻辑与力量吧！ 第一案 谁是秦始皇的父亲
是他，创立皇帝制度，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他，挟雷霆之威，第一次统一了天下。他，秦始皇，——姓嬴名政且慢，据说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吕政？原来，他的出生是一件两千年来的无头案：秦始皇，到底是不是大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无数学者参与讨论，却一筹莫展：史料如此缺乏，而最原始的记载《史记》却自相矛盾。问题出在哪里？
（一）吕不韦真的是秦始皇父亲吗？

1. 司马迁惹的祸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疑案。 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他的父亲子异，是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潦倒而不得意。他的母亲是出身于邯郸豪门大户的美女，风流多情而又能歌善舞，遗憾的是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 落魄的王子在异国巧遇富家美女，美好而又浪漫，本来应该是茶余饭后的美谈、文人墨客的歌咏题材，然而，子异和赵姬的相遇，其间另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叫作吕不韦，是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介入的缘故，落魄王子异国巧遇富家美女的佳话，转变为复杂的三角恋情。正是在这种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嬴政出生了。 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子异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生父不明，对于一般庶民而言，是难言的家事；对于家天下的皇室而言，可就是关系王朝命运的国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关系到六百年来世代承继的秦国政权，究竟还姓不姓嬴，秦国是否在嬴政即位的时候，就已经易姓革了命，被偷偷地改朝换代了？正是因为事情如此重大，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成为千百年来历史学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史学家们为此一直争论到今天。 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桩疑案起源于《史记》；换句话说，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那么，司马迁又是如何惹出这场官司来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时说：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秦始皇的父亲姓嬴名异，被称作子异，就是公子异的意思。嬴异是秦国的第三十三代国王，庄襄王是他死后的谥号，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追述的笔法，所以这样称呼他。这段记载说，秦始皇是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在吕不韦家见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生下了嬴政。出生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这段纪事简洁明了，将秦始皇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明言他是子异和赵姬所生，并没有质疑他的出生。 秦始皇石刻像 秦始皇，姓嬴名政，生于邯郸。十三岁即位，经历种种磨炼，成为强势明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千古一帝。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则是另外一个说法：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是子异的字号。这段纪事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怀了孕。在这期间，子异到吕不韦家做客宴饮，对赵姬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与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子异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全部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与子异。赵姬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嫁与子异，如期生下了儿子嬴政。于是，子异立赵姬为夫人。这段纪事生动详细，通过讲述一段历史故事，明言嬴政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 同一《史记》在不同的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记载，这就是秦始皇出生之谜这桩历史疑案的由来，宛如司马迁为我们布下的迷魂阵。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纪事，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哪一个是人为的虚构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来破解的历史疑案了。

2. 嫌疑人名单

俗话说得好，两占不定，讲的是算命打卦，一卦凶一卦吉，你无法拿定主意。正如我们对案件的审理，肯定和否定的证据一半对一半，法官无法根据现有的证据断案。基于这种常识，仅仅依据《史记》这两处不同的纪事，历史侦探也无法判断哪一处对哪一处错，也就是说，无法判定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子异还是吕不韦。 在案件的侦破中，刑警侦探为了判断事件的真相，常常使用一个有效的方法，叫作排除法。在种种疑迹当中，逐一排除假象，最后剩下来的，应当就是最接近真相的了。在秦始皇生父是谁这桩疑案中，可能是秦始皇生父的嫌疑人只有两位，如果我们排除了其中假的那位，剩下的就可能是真的了。基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使用排除法来侦查本案。 为了便于侦查工作的展开，我首先将涉及本案的两位嫌疑人的个人材料做简要的整理，以卷宗表格的形式提供如下： 首先请大家审阅这份材料，然后随同我按照搜查名单的顺序，逐一调查这两位嫌疑人，审查他们作案的可能。下面，我们一起来对第一嫌疑人吕不韦做详细的审查，看看能不能将他从嫌疑人名单中排除。

3. 发现了“奇货”

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战国时代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所以，以国籍而论，吕不韦应当算是卫国人。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吕不韦的时代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政治腐败，前景黯淡。 国内无望，吕不韦于是出国寻求发展道路。由于家业的关系，他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国际贸易。吕不韦离开卫国以后，在韩国的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获成功，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阳翟为总部的商界大鳄。阳翟大贾时代的吕不韦，大概也就三十岁左右，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往来行商于各国之间，贱买贵卖，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大约是在公元前262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五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邯郸，偶然结识了子异。子异的身世处境，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史书记载了吕不韦初次见到子异时的感慨。这个感慨只有一个词，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稀少珍奇的货物；可居，可以进货囤积。“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吕不韦不愧是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子异视为投资对象，精明地察觉出子异作为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子异时，他声色不露，只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公司的总部阳翟，他先做调查，搜集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订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入到子异的升值空间中去。 由于事关重大，他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 吕不韦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订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在《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十倍。”吕不韦又问道：“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一百倍。”吕不韦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吕不韦的这一句问话，就是他看中子异的价值所在，也是解答“奇货可居”的关键。在吕不韦眼里，子异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商品的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吕不韦要由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子异，拥立子异成为秦国的国王。 偃师吕不韦墓（李开元 摄）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当然，吕不韦的这个投资计划并没有脱离商人的算计，正如他话中所表露的，这样做的基本动机，仍然在于牟利。然而，这个投资计划对于普通商人来说，毕竟超出了商业的常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他拿不准，他心中不安，他希望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一个中肯的评估。 吕不韦的父亲又是如何回答呢？只有两个字：“无数。” 这个“无数”是什么意思呢？迄今为止，专家学者们的理解是这样的：顺着前面农业利润十倍，商业利润百倍的话往上走，增加到一千倍一万倍，一直大到不可计量。看得出来，这是无限乐观的利润期待。然而，“无数”，还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就是将“数”作为动词读为“计数”，理解为无法计算，难以预测。这是一种对于高风险投资的谨慎评估，更加符合一位贤明的父亲对于爱子的冒险计划的慎重反应。吕不韦的父亲接下来说的话，我们不妨顺着当时的情景替他补充出来：“不韦啊，既然你要选择最高风险的投资，那就准备去获取最高的回报吧！”辞意双关，语重心长。 得到父亲的理解，吕不韦心中最后一丝不安消去。他辞别父亲，回到阳翟，开始行动。 以上，我们一起审查了吕不韦投资子异的过程。吕不韦之所以为子异“破家”，也就是倾其所有财产投资于子异的动机，应当是很清楚的了。从本质上讲，吕不韦是追逐利益的商人，对于他来说，最高的利益就是资助子异登上王位，然后由成为秦王的子异给予自己最大的回报。吕不韦的这种行为动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致力于助选而不是追求自己当选。

4.“奇货”的价值

吕不韦的投资动机明了以后，我们进而审查他的投资买点，看看他究竟看中了子异的什么，以至于敢为子异下如此大的赌注。这要从子异的身世说起了。为了便于理解，也为了便于追踪调查，我还是按照惯例，请大家先来看一份有关子异家系的材料。 子异是秦国第三十二代王、秦孝文王嬴柱的儿子。子异出生于秦昭王二十六年（前281年），吕不韦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祖父秦昭王嬴则还在位，他的父亲嬴柱是王太子，被称为安国君。安国君嬴柱妻妾众多，子女也多，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子异是其中之一，排行夹在当中，被称为中子。 俗话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皇帝重长子，是以利害计量的，长子将要继承父业，自然要格外看重栽培；百姓爱幺儿，是基于人情，小儿子最是天真可爱，往往得到特别的呵护。不过，利害和人情常常纠缠不清。历史上，老父亲一朝心血来潮，以幼代长的事情屡屡可见。子异两头不沾，二十几个儿子排排座，吃果果，不管从哪一头数起，都轮不到他有好果子吃。 俗话又说，爱屋及乌，子以母贵。讲的是爱人之情及于所爱之人的相关事物，母亲受尊宠，子女也高贵。子异的母亲叫作夏姬，是安国君众多妻妾中的一位，生下子异后不受宠爱，郁郁寡欢于深宫后院。夏姬遭冷遇，子异也跟着母亲受白眼儿。正因为这样，中子子异既得不到父亲的喜爱，也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后来就被打发离开秦国，到赵国做质子。质子，就是人质。不过，子异所充当的人质，不是普通的人质，而是国家之间的人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结盟订约以后，往往互相交换王室子弟做人质，被称作“质子”。这些“质子”，既是外交使节，也是外交抵押。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筹码，他们的命运，伴随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两国间关系友好，就被奉为上宾，礼遇有加；两国间关系恶化，则遭冷遇羞辱，甚至被拘捕杀害。那么，在邯郸的人质子异，究竟属于哪一种呢？ 子异来到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大概是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这一年，子异的父亲安国君做了秦国的王太子，也就在这一年，赵国的孝成王即位，秦赵两国关系有了改善的契机。身为王太子之子的子异作为人质来到邯郸时，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秦国极力东进，集中攻击韩国；赵国与韩国是唇齿相依的邻国，表面上与秦国和解，暗地里支援韩国抗秦。秦赵两国之间，平静的表面下关系日趋紧张，一场大决战（就是后来的长平之战）不可避免的预感，正在秦国首都咸阳和赵国首都邯郸蔓延开来。身在邯郸的子异，一方面承受着来自赵国的敌视冷遇，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源于秦国的抛弃无依，日子越发难过。 关于子异在邯郸的处境，《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这样写道：“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说子异归国无望，前途渺茫，手头拮据，车马破旧，居处寒碜，真可谓孤零零一落魄王孙，穷困潦倒于异国他乡。 不过，王子王孙毕竟是王子王孙，在王权世袭的世代，王室的血统潜藏着继承王位的可能。落魄王孙子异，他身上具备继承天下第一强国——秦国王位的潜在价值。吕不韦是第一流的商人，他以商人精明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潜在的价值。在这个商机的捕捉当中，血统——子异身上纯正的秦王血统，正是他投资的买点。 然而，子异身上的投资价值，毕竟是潜在的价值，能否实现有概率和机遇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王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纯粹以数字计算，子异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为二十几分之一，如今被打发到他国，希望更是渺茫。可以说，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否则子异是没有可能即位的。请大家注意“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否则子异是没有可能即位的”这句话，它的另一种表达是，“如果有特别的机遇，子异是有可能即位的”。 吕不韦不愧是国际大商人，他在各国间往来经商，也密切关注各国政局。他不但善于发现有投资价值的商品，而且对实现商品价值的机遇，也是有火眼金睛的。就在吕不韦关注子异潜在的投资价值的同时，实现这个潜在价值的机遇已经出现在他眼前，尽管还有些隐约不定，尚在流动当中。 那么，吕不韦所察觉到的这个特别的机遇是什么呢？

5. 最高商业机密

吕不韦所察觉到的这个特别的机遇，是关系到他全部投资成败的关键，是绝不能向外人透露的最高商业机密。这个机密，他只能讲给一个人听，也必须向一个人挑明，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当事人子异。 我们前面已经谈道，吕不韦第一次见到子异，是在他从阳翟到邯郸来做买卖的时候，那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不久以后，吕不韦再一次来到邯郸，直接登门拜访子异。这一次见子异，吕不韦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为一桩大买卖而来的。这桩买卖，不但是吕不韦商人生涯中最大的一桩，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 吕不韦进得子异家中，稍事寒暄以后，他试探性地对子异说道：“公子住的地方，门户不够高大，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在下能够张大公子的门户。” 子异回答道：“你最好先张大自己的门户，再来张大我的！” 不愧是王子王孙，矜持的应对中不乏诙谐。 吕不韦接着说：“公子未必想到过，在下吕不韦门户的张大，有待于公子门户张大以后。”子异是聪明人，明白吕不韦是有备而来，话中有话，他马上请吕不韦入内就座，做深入的交谈。 吕不韦戈 约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商人吕不韦来到邯郸，结识子异，认为“奇货可居”。他尽全力帮助子异成为秦国国王，获得拜相封侯的回报。此戈是他在相国任上监造，是他位极人臣的证明。 在密室的深谈中，吕不韦首先为子异分析了秦国王室所面临的继承问题。吕不韦对子异说：“令祖父秦王已经年老，令父安国君不久前被立为王太子，已经确立了继承人的地位。令兄子傒，得到贤者士仓的帮助，又有他母亲在当中说话，似乎已经形成了接班的态势。不过，在下听说令父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令父的嫡嗣至今未定，大概将取决于华阳夫人的意向吧！” 吕不韦这段话是话中有话，言外之意是说，只要公子同意，我就有办法说动华阳夫人立公子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听了吕不韦这一番话，子异深以为然。他离席起身，以头叩地施大礼说：“如果真能如你所言，说动华阳夫人立我为继承人，将来即位以后，我一定平分秦国与你共同治理。” 吕不韦与子异深谈的时候，子异的祖父秦昭王已经在位四十五年，有六十多岁了。子异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王太子时，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古人的寿命远比今人短，战国秦汉时代人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来，六十多岁的秦昭王，已是垂垂老矣，不久将辞别人世了。从而，安国君继承王位的事情就在眼前。老王在世还有几年的算计，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已经开始倒计时。 吕不韦的算计，是以安国君不久将即位为前提的，既现实又超前。安国君即将即位，而即位以后，他的继承人就是王太子。安国君年近四十，尽管有二十多个儿子，继承人——未来的王太子是谁，却还没有确定。继承人悬而未决，是因为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是他的正妻，他与华阳夫人没有子女，他们还在等待观望。 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究竟在等待什么？在这个观望的局面里，为什么吕不韦认为安国君后嗣的问题，将取决于华阳夫人的意向呢？

6. 华丽的家族

华阳夫人是何等人物，她为什么能在王太子继承人的问题上一语定乾坤呢？这要从她本人和她的家庭说起了。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情况，我先请大家看两份材料：一份是华阳夫人的个人材料，一份是华阳夫人的家族材料。 材料A所载华阳夫人的个人情况比较单纯，也比较清楚，除了不知道她的名字而外，似乎没有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材料B所载的情况涉及秦王的家系，两个家族的关系交错在一起，必须做一些说明。 首先看表的左边部分，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属于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一族，熊姓芈氏。她的华阳夫人称号，应当是从华阳君芈戎那里承继过来的。芈戎，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曾经做过秦国的丞相，是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之一。以姓氏称号推断，华阳夫人应当是芈戎的直系后人。华阳夫人的丈夫安国君是宣太后的孙子，芈戎的外甥，再结合辈分来考虑的话，华阳夫人应当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华阳夫人姐弟三人，姐姐被称为华阳大姐，弟弟受封为阳泉君。 下面，再请看表的右边部分，宣太后是芈戎的姐姐，华阳夫人的姑奶奶。在秦王的家系中，她是秦昭王的生母，安国君的祖母，子异的曾祖母。宣太后出身于楚国王族，熊姓芈氏，嫁到秦国来，先做王妃，号为“芈八子”。八子，是王妃的一种等级称号，在前面冠上姓氏的芈，就成为她的专用称号，而宣太后呢，是她做了太后以后的称号。这位宣太后，可是秦国历史上一位了不得的政治人物，她扶持秦昭王即位，依靠芈氏家族的力量多年秉持秦国国政，政绩不凡，生活放纵，可以说是一位“秦国的武则天”。 华阳夫人是宣太后的表侄孙女，秦昭王的表侄女，安国君的表妹，她与安国君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而安排这桩婚事的人，当是宣太后和华阳君。正是由于这桩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华阳夫人在安国君的继承人问题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为什么这样说呢？ 理由之一，在于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年轻貌美，聪明而善解人意。她受家庭的影响，也遗传了宣太后的遗传基因，对于政治问题多有留心，有见识，有主张，有活动能力，被认为是宣太后之后芈氏外戚的领军人物。宣太后和芈戎将她嫁与安国君的目的，就是希望她与安国君能够生下儿子，希望秦国的王位，始终掌握在芈氏外戚所生的秦王手中。 理由之二，在于安国君。安国君本来不是嫡长子，也不是王位继承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多年来沉湎于酒色，妻妾儿女多，政治活动少。秦昭王四十二年，前王太子去世，他倚仗了芈氏家族的力量，在秦昭王的多位儿子中胜出，做了王太子。正因为如此，他对芈氏家族，是不得不依靠，不得不借重的，他对华阳夫人，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然而，世上的事物总是不完美。非常遗憾的是，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结婚以后，始终没有子女，这就是他们等待多年的原因。然而，事到眼下，从安国君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再生儿育女怕也是很难了。因此，安国君的继承人，不得不在他已有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选择，究竟选谁呢？他们还没有看好。 在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选继承人，直接牵连到这二十多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安国君众多妻妾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红受宠的正夫人——华阳夫人和她身后的芈氏家族的意向，将是一语定乾坤。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华阳夫人在安国君的继承人问题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的理由。吕不韦所看中的实现子异潜在价值的机遇，就在这里。 机遇有转瞬即逝的可能。及时抓住机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已经抓住了机遇的吕不韦，能否成功地实现这个机遇所带来的可能呢？这将取决于他能否说动华阳夫人，在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选子异做继承人。 吕不韦能够说动华阳夫人吗？

7. 公关第一步

能否说动华阳夫人，将考验吕不韦的公关能力。不过，吕不韦在正式开始对华阳夫人展开公关活动以前，他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如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及时而果断地抓住机遇，说动子异，吕不韦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 接着，吕不韦开始了第二步的行动。他提供大量的金钱给子异，让子异扩大宅邸，购置车马，广结宾客，以金钱开路，在邯郸展开声势浩大的社交活动。有吕不韦的充裕财力为后盾，经过吕不韦的精心包装打造，子异在邯郸声名鹊起，秦国贤公子的名望，开始在各国间传播，自然也传播到秦国的首都咸阳。 打造子异的宣传造势活动初见成效以后，吕不韦再次重金出击，开始第三步行动。他高价购买了大量珍宝奇物，携带前往秦国首都咸阳，亲自出马开始公关活动。 吕不韦这次到咸阳来，可以说是有名有实有所求。有名，是说名正言顺，有正式的名分。他是作为秦国派驻赵国的质子——公子子异的使者而来的，他将代表子异看望王太子安国君夫妇，向父母请安，同时汇报出使入质的工作。有实，是说财力雄厚，不是两手空空，而是满载珍宝，财大气粗，大有一举买断王位继承权的气势。有所求，是说目的明确，就是通过公关游说，使子异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 毫无疑问，吕不韦的公关目标是华阳夫人。然而，抵达咸阳以后，吕不韦没有直接去见华阳夫人，他将这次公关活动的第一个对象，锁定在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身上。 吕不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就是吕不韦的精明细致了。吕不韦经商多年，不仅眼光敏锐，而且行事周全，对于这次一生中最大的投资，他更是用心良苦，加倍谨慎。他深谙人情世故，懂得从近亲入手，是攻取妇人之心的捷径。为了达到说动华阳夫人的目的，他制订了一个严密的公关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公关阳泉君是序曲，是第一步。吕不韦将如何游说阳泉君，他能否说动阳泉君呢？ 吕不韦游说阳泉君的事情，见于《战国策·秦策》。吕不韦见到阳泉君以后，没有多客套，而是直言不讳，以居安思危的警告方式，提醒阳泉君，他和整个芈氏家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吕不韦向阳泉君指出，当今的芈氏家族，人人居高官尊位，骏马填满苑厩，美女充满后院，表面上华贵无比，实际上危若累卵。 话为什么这样说呢？芈氏是外戚，繁华和衰败，都系于婚姻和女宠，如今王太子与华阳夫人没有子女，恩宠正面临断绝的危机。安国君年纪已经不小，一旦有所不测，继承人如果不是近亲的话，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的前途可谓凶多吉少。而眼下，长子子傒得到士仓的帮助，最有可能做继承人。一旦子傒做了继承人，他的母亲就将当权管事，那时候，尊姊华阳太后的门下必将冷落，蓬蒿丛生的前景，已经不远了。 吕不韦的这番话是说，外戚家族的兴衰，关键在于与王室的联姻。芈氏的夫人与嬴姓的王太子结婚，以此保证未来的王后出于芈氏，这是维系家族荣华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还不够，为了维系你芈氏家族的荣华，还必须有第二步。这个第二步，就是需要由芈氏的夫人与嬴姓的太子生出儿子来做继承人，这样才能使芈氏夫人的正夫人地位不至于动摇，使王位始终掌握在有芈氏血统的继承人手中。而今，你芈氏因为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的婚姻做到了第一步，可以维持眼前的荣华。可是，因为华阳夫人与安国君没有儿子，第二步已经是你芈氏做不到的了，未来的衰败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当今的芈氏家族，表面上华贵无比，实际上危若累卵。 吕不韦的这番话，说得阳泉君默默无语，唯恐漏掉了半句。吕不韦察言观色后，乘势单刀直入，将自己来此的目的和盘托出：在下吕不韦今天前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请求君侯的协助，二是解救君侯的困扰。君侯如果肯听从在下的谋划，可以保证芈氏家族富贵千万年，安稳如泰山，芈氏家族的隐患危机，也可以由此消去。 说话到此时的吕不韦，神情镇定自若，语气坚定自信。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如同响鼓，如同惊雷，直接敲打在阳泉君心上。 阳泉君多年周旋于秦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是代表芈氏家族政治利益的权贵。宣太后去世以后，芈氏家族的势力衰落，新的恩宠，新的政治婚姻，新的希望，都寄托在姐姐华阳夫人身上。然而，华阳夫人有宠无子，留下了芈氏家族可能一朝倾覆的隐患。芈氏家族所面临的这种形势，阳泉君何尝不知，用不着等吕不韦来说方才明白。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商业上，甚至是在家庭内部，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会有不同的效果。请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此时的吕不韦，是代表安国君的儿子子异前来与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做政治交易的。他不是空手而来，而是手中有牌，他是拿着这张牌来与芈氏家族玩game、玩博弈的。毋庸置疑，吕不韦手中的这张牌就是子异。子异这张牌，对于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来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确立安国君继承人的问题，是围绕着秦国王位继承权展开的一场政治博弈。在这场博弈当中，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的众多妻妾，子傒、子异和安国君的众多儿子，都是参与博弈的角色。在这场博弈当中，华阳夫人和子异都是有所有而又有所缺的。 子异所有的是什么呢？他是安国君的儿子，身内有嬴姓王族的血统，有继承秦国王位的可能性。而子异所缺的是什么呢？是与二十多位兄弟，特别是在与子傒的竞争中胜出所需要的格外恩宠。另一方面，华阳夫人所有的是什么呢？她是当红受宠的王太子正夫人，在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华阳夫人所缺的又是什么呢？是有安国君血脉的儿子。可以说，子异所有的，正是华阳夫人所缺的，华阳夫人所有的，又正是子异所缺的，二者之间，天然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我们知道，生意能够成交的前提，乃是以有易无，互惠互利。吕不韦以商人精准的眼光，看到了子异和华阳夫人之间这种千载难逢的互补互利关系。他游说阳泉君，向阳泉君挑明了这种关系。他的话清楚地向阳泉君表明，如果我们放任现状不有所行动的话，子异将穷困潦倒于邯郸，而一旦子傒成为继承人，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也将衰败不振，可以肯定是两败俱伤。如果我们促成子异和华阳夫人结盟，子异将得到母亲而继承王位，华阳夫人将得到儿子而垂帘问政，秦国政权将掌握在子异和芈氏家族的政治联盟手中，可以肯定是双赢俱利。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吕不韦所说的这个“我们”，就长远的大局来说，是指以子异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和以华阳夫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未来联合；就眼前的谈话来说，是指我吕不韦与你阳泉君。我吕不韦已经代表子异主动伸出了手，抛出了球，作为华阳夫人弟弟的你，请你权衡利害，请你当机立断，伸不伸手，接不接球？ 阳泉君与子异，同是秦国王室的亲贵，在咸阳的高层社交圈子里，都是彼此知根知底而不会没有往来的人物。阳泉君是红极一时的华阳夫人的弟弟，子异是冷落于后宫的夏姬的儿子。子异在邯郸多年，从来未有音信报到阳泉君府上。在将要决定王太子继承人的微妙时刻，子异使者吕不韦的突然造访，阳泉君当然会感到不同寻常。吕不韦来访的名谒递上来时，他心里大概也猜到了几分。吕不韦打开天窗说亮话，不但如同响鼓惊雷敲打在他心上，而且字字句句都在点子上，直说得阳泉君连连点头称是，心悦诚服。他当即低头拱手求教，请吕不韦明确指点方策大计。 吕不韦也不推辞，干净利落几句话：“子异是贤能之才，如今远在赵国做质子，母亲无宠无爱，盼望归国而没有机会，希望依附于华阳夫人。如果华阳夫人不弃，请收纳子异为养子，拔擢子异做安国君的继承人。如此一来，子异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岂不两全其美。” 阳泉君当即拍板成交，说了一句话：“行。一切按吕先生说的办。”于是，阳泉君成了吕不韦公关华阳夫人的帮手，亲姐姐身边的第一位说客。 那么，说服了阳泉君的吕不韦，他的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呢？

8. 华阳夫人的眼泪

华阳夫人姐弟三人，阳泉君最小，华阳夫人居中，上面还有一位大姐，最受华阳夫人的信赖和倚重。吕不韦的下一步行动，是通过华阳大姐直接说动华阳夫人。 通过阳泉君的引荐，吕不韦面见了华阳大姐。吕不韦不愧是公关的天才，他这次见华阳大姐，与他见阳泉君时那种单刀直入、咄咄逼人的气势完全不同。他对华阳大姐话语平和亲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遣词用句，宛若春风化雨，点点滴滴地浸润开去，大得华阳大姐的好感。谈话恰到好处时，吕不韦将重金购置的珠宝奇物悉数亮出，请华阳大姐呈送华阳夫人。华阳大姐同意了。 于是华阳大姐进宫面见华阳夫人，极力称赞子异贤明智慧，广结天下英才，是秦公子中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华阳大姐转达远在邯郸的子异的心思说：“子异白天黑夜思念太子和妹妹，在子异的心中，妹妹是自己出头的日月天光，他一心一意期待着妹妹的恩宠。对于妹妹，子异这次特地备有一份薄礼，算是一点孝敬的心意。” 史书上说，听了华阳大姐的赞美，接受了子异礼物的华阳夫人“大喜”。华阳夫人的“大喜”，是喜上加喜。吕不韦带来的芈氏家族与子异结成政治联盟的计划，是一喜；吕不韦带来珍奇的厚礼，又是一喜。趁着华阳夫人高兴，华阳大姐趁热打铁，在姐妹间的闺中密语中将吕不韦的计划委婉挑明。 华阳大姐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以青春美貌博得宠爱和欢心的人，一旦青春过去容颜衰老，宠爱和欢心也就随之减退。如今妹妹侍候太子，甚有宠爱却没有儿子，如果不在恩宠正浓的时候早作打算，妹妹的未来将没有保障。为未来着想，妹妹不妨现在就在太子的儿子当中选取一位贤明孝顺的作为养子，劝说太子将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一来，太子在世的时候，妹妹会一直受到尊宠，一旦太子百年以后，妹妹的养子将继承太子做秦王，妹妹现在所拥有的尊宠都不会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因为一句话而得到长久的利益。 华阳大姐又说，如果不这样做，不在繁华的时候植根“树本”，未雨绸缪，一旦到了人老珠黄，“色衰爱弛”的时候，再想说话恐怕就没有人听了。如今子异贤明孝顺，知道自己排行居中，依照顺序不能成为继承人，母亲也没有恩宠而无力相助，他愿意依附妹妹，奉妹妹为养母终身侍候。如果妹妹在这个时候接受子异的心意，拔擢他成为太子继承人，妹妹将终身在秦国享受尊宠华贵。 华阳夫人是何等聪明的人，听了姐姐的话，她是灵犀一点通，当即“以为然”，颔首称是。华阳夫人又是何等乖巧的人，她柔风细雨，巧吹枕边风，时时在太子面前为子异美言，称赞子异贤明，受到各国各界的称誉。华阳夫人又是何等动人的人，她感到太子对子异已经有好感时，娇滴滴伤感涕泣，恳求太子说：“贱妾能够进后宫服侍太子，算是三生有幸，这些年来，未能为太子养下后嗣，又是命中不幸。贱妾今生此世没有多余的愿望，只求太子能够恩准贱妾收养子异为养子，为太子的未来着想，也使贱妾的未来有所寄托，恳请太子定子异为后嗣。” 安国君成为王太子，多有倚仗华阳夫人的关系；安国君的未来，也需要芈氏家族的助力。真正是，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安国君都没有拒绝华阳夫人恳请的理由，他同意了。 华阳夫人又是何等精明的人，她趁太子高兴，请求太子将定子异为太子继承人的决定，写成文书，刻在一分为二的玉符之上分别保管，使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决定。 经过这番复杂而艰辛的努力，子异终于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法定继承人。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交易，到此成功了。

9. 初审的意见

追踪谁是秦始皇生父的疑案，审查第一嫌疑人吕不韦到这里，我们的侦破工作似乎可以大致告一段落了。 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收养子异为养子、促成子异成为王太子继承人这件事情，是围绕着秦国王位继承权的一次三方合作。合作的三方，分别是吕不韦、子异和华阳夫人。吕不韦是这次合作的策划者和经纪人，他在这次合作中成功地将互惠互补、双赢共利的商业原则运用于政治，通过连环套式的投资计划，促成了子异与华阳夫人联手出击，在王太子继承人的争夺中胜出，为最终取得秦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复杂而富有戏剧性，实质上是芈氏外戚与嬴姓王子子异之间缔结同盟的政治交易过程。在这次政治交易中，子异的王室血统，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是连接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价值所在。 在吕不韦看来，子异这个“奇货”的价值，在于他的王室血脉。秦王室血统的纯正问题，对由商界投身政界、投入全部资产的吕不韦来说，是关系他身家性命的死活问题，绝对不可以有稍许疏忽。从这个角度上看，吕不韦必须确保奇货价值的真实可靠，他没有在王室血统上作案的动机。 在华阳夫人看来，买下吕不韦所推荐的奇货，也就是收养子异的买点，也在子异的王室血统。子异血统的纯正问题，同样也是关系到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政治前途的死活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在有关子异血统的任何问题上，必将严格地监督甄别，不可以容许任何疏漏，留下任何可能被质疑的死角。在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的监管之下，在有关秦王血统的任何问题上，吕不韦只有小心唯恐不及的谨慎，不敢有稍许的疏忽。 从而，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审查意见：对于谁是秦始皇的生父这样一桩历史学疑案，如果从当事人的动机来考察的话，吕不韦没有作案的动机；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的话，华阳夫人和芈氏家族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作假。从而，这个历史上流传的故事，这桩历史学上的疑案，在当时的历史中没有作案条件，历史上的吕不韦，应当是清白的。 （二）鉴定和取证

1. 法律鉴定

为了追查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我们对与案件有关的主要嫌疑人吕不韦做了严密的审查。审查的结论是：吕不韦既没有作案的动机，也没有作案的条件，他是清白的。有了这个结论，在两位可能的嫌疑人中排除了吕不韦以后，嬴政的生父只能是庄襄王子异的推论，也就可以成立了。 不过，使用排除法得出的结论毕竟只是逻辑上的推论，为了使这个推论成为可靠的结论，我们还必须提供更直接的证据。这个更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从两项技术鉴定中得到：一项是法律鉴定，一项是医学鉴定。 两千年前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早早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制国家。秦国的国事民事，法律完备，制度严密，这是秦国能够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的基本。根据传世文献（如《史记》等）和新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的记载，秦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继承法。子女法律身份的认定，是与继承法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秦国王位继承法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王位继承人子异的嫡长子身份认定问题。那么，秦国的法律对于子女的身份认定是如何规定的呢？如果我们将相关法律引入到本案的判定中，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秦国的法律规定，子女身份的认定，取决于生父生母身份的确认。生父生母身份的确认，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生父生母社会身份的确认。不同社会身份的男女，生下的子女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子女的社会身份，主要跟随父亲。比如父亲是普通庶民，母亲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所生的子女，法律地位是庶民。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历史人物，毁灭秦帝国的赵高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规定，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并不陌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家庭出身，解放后复活继承了，所谓红五类、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革干工农兵，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封建专制的余毒。 我们将这条规定引入本案，嬴政的父亲子异是出身于王族的公子，母亲是平民出身的舞蹈演员，那么嬴政的身份随同父亲，也是王族公子。这不会有问题。 二、生父生母国籍的确认。比如父亲是秦国人，母亲是外国人，他们所生的子女，法律身份是秦国人。父亲是外国人，母亲是秦国人，他们所生的子女也是秦国人。 这条规定，大家只要出过国，或者是和外国人打过交道，都不会陌生。出国要办护照，护照上有一栏：国籍。子女国籍的取得，各国有不同的规定，有的依从出生地，比如美国；有的依照父亲的国籍，比如日本。战国时代，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跨国婚姻，特别是王室间的跨国婚姻，是时代的风气和通行的惯例，各国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跨国婚姻下的子女，特别是涉及王位继承的嫡子，更有一整套严密的规定。否则的话，善使阴谋诡计的战国游士，早就利用跨国婚姻捣鬼，将各国王室的继承打乱，搞得天下不宁，易姓革命不断。 我们将这条规定援引到本案中来，嬴政的父亲子异是秦国人，母亲是赵国人，他的法律身份是秦国人。这也不会有问题。 三、生父生母血缘的确认。如果所生子女不是父母的亲生子女，子女的继承权将被剥夺，父母也将受到惩罚。 大家一看就明白，这条规定，直接关系到本案的断案，本案在法律上的争论点就在这里。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引用一个具体的西汉案例来作说明。为什么引用这个西汉的案例呢？有两点理由，一是西汉的法律完全继承了秦的法律，可以相互参照；二是这个案例清楚而且有名，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 我们都熟悉一个有名的历史故事——鸿门宴。鸿门宴发生在秦末，讲的是项羽和刘邦在酒宴上的一次生死较量。鸿门宴上有一位英雄樊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仗剑闯入宴会厅，大桶喝酒，大块啖吃生猪肉，打动了项羽，救了刘邦。因为这件事，樊哙后来被封为列侯，成为一位有世袭继承权的侯爷。 樊哙死后，他的嫡长子继承了爵位，后来犯法问斩，爵位也就断绝了。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即位以后，考虑到樊哙过去的功劳，给予樊哙后人特别的优待，恩准樊哙的庶子樊市人继承了爵位。这位樊市人有病，阳痿不能生育。按照秦汉的法律规定，爵位必须由嫡子继承，没有嫡子，爵位将会被废除。樊市人担心爵位无人继承，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让他的夫人与自己的弟弟同房，生下了一个儿子叫作樊他广，假冒为自己与夫人所生，立为嫡子继承了爵位，总算是保住了侯爷的地位。后来，这件事被家臣告发了，依法处理的结果，樊他广被剥夺列侯的爵位，废为庶人，封地被没收，侯国被废除。 这个案例说明，秦汉的继承制度非常严密，父亲的地位，必须由嫡子继承，嫡子的认定，必须是父亲和正妻所生，或者是另外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相关的具体规定，可以说是周全细致。在如此严格的法制之下，哥哥串通弟弟造假都被揭发严惩，非亲族的外人介入的欺诈，当然更是严惩不赦。 回到本案上来，秦国有如此严格的法律制度，吕不韦想要由国际商界转入秦国政界，他就必须熟悉秦国的法律和制度，他准备在秦王的继承权上投入全部资产和整个人生，他就必须精通秦国的继承法。在一个法制至高无上的国家，在涉及国本的根本问题上，精明如吕不韦，绝不敢以身试法，有稍许的冒犯。另一方面，身为秦王继承人的子异生活在秦国的法制社会中，从小接受的是法制教育，他对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王位继承法更是清楚明白，绝不会糊涂。

2. 刻玉符的意义

补上了法律课，对于秦汉的继承法有了基本认识以后，历史侦探请大家回忆一件往事的细节。我们在追查吕不韦的时候曾经讲道，吕不韦通过华阳大姐说动了华阳夫人接受子异为养子。于是，华阳夫人开始吹枕边风，劝说安国君立子异为继承人，安国君同意了。这个时候，华阳夫人请求安国君将选定子异为太子继承人的决定，刻在玉符上作为凭证。对于这件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
请大家注意“刻玉符”这三个字。玉符，是用玉石制作的符，有各种形状，用来作信用的凭证。符一分为二，由定约双方分别保管，使用的时候取出来合符验证，确定约定的可靠，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契约书。“刻玉符”，就是将约定的内容大要，分别刻在一分为二的两半玉符上。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就是将册立子异为“适嗣”，也就是将选定王太子继承人的决定写成文书，正式备案，然后将其大要刻在玉符上，由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各持一半分别保管。这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它体现了华阳夫人的精明，有法制观念，重大的事情，须要有文字的凭证。 这件事更重要的意义，是在制度上。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秦国是法制国家，时时处处讲究法律章程，不论大事小事、国事家事，都用法律文书登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处理。秦汉时代，王子和封君的册立，都极为慎重，制度非常完备，不但有法律文书保存于政府机构，还有正式的仪式宣称其事，各种形式的“信用符”，广泛地使用在各种协议约定当中，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凭证。立子异为继承人这件事，不仅是安国君的家事，更是关系秦国国本的重大国事，当然立有正式的文书，在秦政府作正式的登录和保管。这份重要文书的内容大要，也刻在玉符上，由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分别保存。 明了了“刻玉符”的重大意义以后，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安国君立子异为继承人是立有正式的凭证文书的，华阳夫人收养子异为养子，也是立有正式的凭证文书的。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子异立赵姬为正夫人，立嬴政为嫡长子作为继承人，也都是立有正式的凭证文书的。而且，这些凭证文书正式立定的时间，都是子异在邯郸做质子的时代，有正本和副本，正本在咸阳的秦政府档案室，副本在子异手中。子异从邯郸回到秦国以后，这些文书都是有案可查，具有法律效力的。 疑案追查到这里，我想从办案侦探的立场向电影电视剧的编导们提一个建议，关于秦始皇的影视剧，肯定是要重新拍摄的，不管是从新发现的历史事实的角度上看，还是从新的人物诠释的角度上看，现有的影视形象都过于陈旧，乖离了历史的真相。如果要重拍，请在子异与吕不韦脱出邯郸的章节中增加一场离别戏：硝烟弥漫中，星空月光下，子异与赵姬刻玉符为凭证，盟誓终身不忘不弃，站在子异身旁的是年长的吕不韦，站在赵姬身后的是幼儿嬴政……山盟海誓后，子异随吕不韦越城脱逃，赵姬携嬴政乔装隐身，四人生死未卜，两半玉符为凭……生离死别的凄绝，当是何等感人的境况。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往事的片断，片断中的细节，最是真人真事的体现。细节在历史中的意义，宛若文物一般。 法律鉴定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再来作医学鉴定。

3. 医学鉴定

胎儿的性别鉴定，是现代的科学技术。赵姬怀孕，是不知道男女的。吕不韦献不知生男还是生女的孕妇与子异，寄望以此作为子异的后嗣，一旦即位后可以获取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件事本身就是侥幸中的侥幸。 在这件事情中，吕不韦所冒的身死族灭的重大政治风险，与他侥幸成功的些微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人性是贪婪的。不过，贪婪的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请大家结合秦国的法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像吕不韦这样算计精明的商人，用心周到的政治家，会不会去干这种肯定有大害，而几乎看不到成功可能性的傻事？想来，多数人都会同我一样，摇头表示难以置信。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赵姬与子异同居以后，“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大期”，就是妇女足月分娩的日期。唐代大学者孔颖达给《左传·僖公十七年》作注疏说：“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怀孕十个月生产，就是妇人的大期。孔颖达说得非常正确，就是所谓十月怀胎嘛。按照这种正常的理解，赵姬与子异同居十个月以后，生下了嬴政，因为毫无问题，所以子异认可了自己的长子，册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另有一种理解，“大期”为十二个月，这样的话，子异就更找不到理由怀疑嬴政非亲生了。 反之，如果赵姬先已经怀孕，月经不来，得在一个月以后才知道。在没有科学检测手段的古代，吕不韦确实知道赵姬已经怀孕，怕要在两个月以后，当赵姬第二次月经不来的时候。赵姬怀孕两个月以后才被献给子异，嬴政就不会在“大期”而产，而是应当在赵姬与子异同居八个月后早产。早产是非正常的分娩，非正常的分娩当有非正常的原因，自然会受到关怀和问候。在这个时候，赵姬要拿话来说，子异也将前后思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道，子异是不乏幽默感的聪明人，他是有继承权的秦国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血统问题，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所以，吕不韦第一次来见他时，短短两三句交谈，他就知道吕不韦是为王位继承问题而来的。子异和吕不韦开始合作，他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以后，他对自己继承人的血统问题，特别是在女方不是秦国人、出生地是在外国的情况下，怕是比谁都在意而费心的。所以说，赵姬一旦早产，子异必然生疑。子异一旦生疑，就不会认可嬴政为自己的嫡长子，也不会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了。 退一步说，即使子异因为知识不足而没有产生怀疑，子异身边至少有一个人一定会怀疑。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子异的医生，秦国使馆的医官。 子异在邯郸做人质，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秦国驻赵国大使。他虽然因为秦赵两国敌对而不受赵国的礼遇，又因为不受父亲的宠爱，很有些潦倒失落，不过，子异的潦倒失落，只是相对于他如果受到赵国礼遇和父亲宠爱的得意盛况来说的。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不要以庶民之心，去度王子之腹，空洒同情的热泪。 历史侦探可以告诉大家，子异在邯郸是有府邸的，有车有马，尽管不太豪华，但也不是后人所想象的那么穷困。他的工作是有随从官员处理的，他的生活是有用人侍候的，其中应该有懂医知药的医官，赵姬早孕早产的事情，要瞒过他怕是很难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战国时代，中国的医学已经有相当的进步，对于妇人从怀孕到分娩的生理，胎儿从一月到十月的状况，已经相当清楚。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胎产书》，对这些都有具体的记载。子异的时代，秦国宫廷和政府的医官制度早已建立，读一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知道了，那是司马迁专门为医生写的传记。著名医生扁鹊周游各国行医，到邯郸做妇科医生，到洛阳做五官科医生，到咸阳做小儿科医生。他最后死于咸阳，是被秦国的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死的。理由嘛，很简单，妒忌。李醯妒忌扁鹊医术高明，担心他危及自己秦国宫廷最高医生的地位。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秦汉时代的医学状况和王族封君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子异身边应有医官，赵姬早孕早产的事情是瞒不过他的。 再退一步讲，即使医生喝醉了酒，糊里糊涂被骗过了，子异身边还有人是骗不过的，而且，他们是不会喝醉酒打马虎眼的。他们是谁呢？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子异虽然得不到父亲安国君的宠爱，但他的母亲夏姬是爱他的，他们同受冷落，相依为命。子异去邯郸做质子，年纪不到二十，可以想象，夏姬送他出远门，一定是千叮咛万嘱咐。她政治上插不上嘴，说不上话，生活上一定会为儿子尽可能地操劳，听话懂事的丫鬟小厮，万事瞒不过的老家臣老妈子，都会给子异配备周全的。 更可以想象，儿子的婚姻生活，未来的媳妇孙子，几乎就是她的全部心思，她老人家会很在意的。她老人家安排的这些人，受她老人家的嘱托，都会细心地帮子异把关。这些人，一辈子在王室宫内工作生活，熟悉王室婚姻，是懂得献姬娶女的规矩和门道的。特别是被称为“女阿”的老妈子，她们不但会照顾王子的生活，受王母的委托，对于王子的方方面面，甚至政治前途，都是会关照到的。（质子之“女阿”，可参见《战国策·楚策》第九章，楚顷襄王熊横为太子质于秦时。） 以古代献姬的惯例而言，吕不韦献赵姬给子异，是要“谨室”的。“谨室”，就是需要将所献之女单独居处，确认她没有身孕，然后才能送出去。经过“谨室”的赵姬到子异府邸以后，医官号脉，老妈子查月经，验明有无身孕的方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如何隐瞒得过去？赵姬进入子异府邸成为子异的妻妾，工作人员要做登记；有孕以后，更是要做记录的。子异正式成为太子继承人以后，这些记录都得送到咸阳宫廷存档备案。 所以我们说，《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都是根据秦政府的正式档案文书写成，是可信的记载。

4. 太史公忽悠人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他不编故事，不制造绯闻。不过，司马迁爱听故事，力图将可信的故事作为信史写进史书中。有时候，他听了荒诞的故事将信将疑，在拿不准、吃不透的时候，会用曲折的笔法忽悠人，写下模棱两可的话来，要读书的人自己去作真伪的判断。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会不会是太史公忽悠人？ 为了不被忽悠，我们退到问题的开端，再一次回到谁是秦始皇生父这件历史疑案的起点，重新阅读《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的这个离奇故事：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个故事，是否肯定是司马迁写进去的，是否是《史记》的原样，我们暂时不去多说。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侦探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审阅这个故事的话，不难发现在这个离奇的故事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否认这个故事的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大期”这两个字。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期的意义，就是妇女足月分娩的日期，就是十月怀胎的十个月。赵姬与子异同居怀孕，十个月以后生下了嬴政，因为毫无问题，所以子异认可了自己的长子，册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 反之，如果赵姬已经有孕才被献给子异，嬴政就不是“大期”出生，而是应当在赵姬与子异同居八九个月后早产。一旦早产，子异必然生疑，就不会认可嬴政为自己的嫡长子，也不会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了。也就是说，在“大期”这两个字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否认赵姬与子异同居以前已经有孕的故事。 发现这个机关的历史侦探，是清代的大学者梁玉绳，他对此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解释：
史公于《本纪》特书生始皇之年月，而于此更书之，犹云：世皆传不韦献匿身姬，其实秦政大期始生也。别嫌明微，合于《春秋》书“子同生”之意，人自误读《史记》耳。
这段话说，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特别写明了始皇帝出生的年月，在这里之所以再次以不同形式改写，当是一种隐晦的写法，当今世上盛传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流言，其实始皇帝是如期而生。太史公的这种写法，辨别嫌疑，指明细微，合于《春秋》书写嫡长子诞生的笔法，世人未能深入理解《史记》，陷于自我误读而已。 如此看来，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可以说是由两个故事构成的一个双重故事：一个张扬的大故事套着一个隐秘的小故事，隐秘的小故事的内涵是否认张扬的大故事的。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太史公真是忽悠人，话不明说，眨巴眼变戏法，要你仔细读书，要你体察表面文章后面的真意。

5. 第三条证据

讲到这里，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历史疑案，当是可以做最后的结论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温故知新，请大家回想我在本案开头时说过的一句八卦：“俗话说得好，两占不定，讲的是算命打卦，一卦凶一卦吉，你无法拿定主意。”对于谁是秦始皇生父的疑案，我们费了这样大的篇幅，花了这样多的时间，就是因为受了这句八卦的牵制，直接的证据不足，不得不用间接证据，使用理断的方式。 现在，我再补充一句八卦的话：“三占从二。”在两卦不定的情况下，再算一卦，不管是吉是凶，可以依据第三卦的结果而定。这种情况，正如再次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受这句八卦的启发，我最近又将《史记》有关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所有纪事都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竟然有一点意外的发现，找到了“三占从二”的第三卦，在此奉献给大家。 历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读的《史记》，有不少地方存在原书编撰完成以后再做添加的情况。这种添加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末尾，就至少有三处。第一处是司马迁自己的添加，他长篇引用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的名著《过秦论》，作为对秦亡和秦始皇的评价，比较中肯。第二处添加是东汉时代的历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秦亡和秦始皇的评价，不但通篇都是攻击，而且直呼秦始皇为吕政，认定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部分添加，时间肯定是在东汉或者东汉以后，很可能是班固自己附上去的。 除此以外，《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末尾还有一份添加材料，内容是秦国自秦襄公到秦二世的世系和葬地。这份秦王谱系材料放在前两份添加之间，可能也是班固放进去的。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这份秦王谱系材料与《史记·秦本纪》中的秦王世系略有不同，对于秦始皇身世的记载也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也就是“秦始皇帝者，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这条纪事略有不同。这份材料，可以称为《别本秦王谱系》，是一份独立来源的珍贵史料，可信度很高。在这份秦王谱系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
清楚明白，写出庄襄王生始皇帝的事情，完全可以作为秦始皇是庄襄王子异亲生儿子的另一条直接证据。有了这个新的证据以后，我们可以对谁是秦始皇生父的历史疑案作一个肯定的结论。 结论如下：秦始皇嬴政的生父是子异，生母是赵姬，他是秦国第三十三代王庄襄王的嫡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面所附的秦王谱系记载是可靠的。反之，出现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不可信的编造。读者朋友，如果你觉得上述的结论可以使你满足，就请你安心地进入第二案的考察。如果你仍然觉得心存疑虑，对于《史记》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真假混同的编造感到不好理解的话，请你跳过第二、三、四案，直接进入本书最后一章的谜底——《史记》中重复出现献有孕之女这一类编造故事的来龙去脉，将穿透历史的迷雾，直截了当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秦始皇一生的隐秘，是连环套似的密码，我们破解他的生父之谜，不过是解码的第一环。第一环的破解，又引出第二环的相关事情：出生以后的秦始皇，是如何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第二案 弟弟和假父的故事
秦始皇的青少年时代，历史记载几乎空白；唯一的线索就是他有三个弟弟：一个突然在前线投敌叛国，两个被秦始皇活活扑杀而死。秦始皇与弟弟们，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生死情仇？年轻国君，如何面对亲情背叛、人伦惨剧？夹杂其间的，又是怎样的政治阴谋？
（一）弟弟为什么叛变投敌？

1. 弟弟临阵倒戈

关于秦始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就是他从出生以后，一直到二十二岁亲政掌权以前的事情，史书上几乎完全没有记载。正是因为如此，现有的各种秦始皇传记，近年来流行的各种讲座，无一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搜寻所能找到的所有史料，我们仅仅找到了有关秦始皇青少年时代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姬丹，一条是他少年时代的弟弟成蟜，这些极为有限的友情和亲情，都折射出秦始皇人生中的片断影踪。 《史记·刺客列传》提到，秦始皇童年时代有一位朋友，叫作姬丹，是燕国的王子，他们都曾经在赵国首都邯郸做过人质，曾经一起游玩打闹，相亲相爱。秦始皇当政以后，姬丹又来到秦国做人质。这个时候，已经大权在握、一心要吞并六国的秦始皇甚为傲慢，大不礼遇姬丹，姬丹怨恨、逃亡，招来刺客荆轲暗杀嬴政，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戏。这件事情，传颂千古，不仅见于各类史书，更改编为戏剧小说、电影电视，永远地映照着秦始皇人性中不厚道的阴冷面。人性因为权势而扭曲，扭曲的人性又加剧了权势的异化，几乎成了集权体制的宿命。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国内国外议论很多，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一一细说澄清。 有关秦始皇的青少年时代，我们还找到另一条线索，就是他的弟弟长安君成蟜。成蟜是嬴政的异母弟，他们年龄相近，在父亲庄襄王子异的呵护下，一起在咸阳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嬴政即位以后，成蟜也顺利成长，后来成了一位政治人物，颇有一定的势力和能力。 在秦王政八年的时候，成蟜领兵进攻赵国，突然在前线投敌叛国。从此以后，他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宛若流星划过夜空。这件事情，史称“成蟜之乱”，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八年条：
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按，“死”为衍字）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这件事情，也见于《汉书·五行志》：
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上述记载说，秦王政八年，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领军进攻赵国，在屯留（今山西屯留）反叛。叛乱平定后，参与叛乱的军吏都被斩首，参与叛乱的民众被迁徙到临洮（今甘肃临洮）。 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在这次事件后，成蟜亡命到赵国，被授予封地饶（今河北饶阳）。 以上的叙述，是史书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成蟜之乱的全部直接信息。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比如成蟜的身世，他的母亲是谁，他何时出生，生于何地，他为什么在前线反叛，他以后的命运如何等等，就完全没有消息了。 成蟜是嬴政的异母弟弟，成蟜之乱，表面上发生于兄弟之间，背后则有两位母亲的影子。这件事情，首先牵连着嬴政家族内部的亲情，兄弟之间的关系，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不可不谓是家族危机的暴发。 在家天下世袭王政体制下，王族内的亲情就是政情。成蟜之乱，也牵连着秦国的政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兵刃相见的地步，不可不谓是政治危机的暴发。 然而，奇怪的是，史书上对于这件事情，只有上述短短的记载，至于这件事情的原因结果、来龙去脉，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不但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也成为一桩千古疑案。

2. 邯郸脱逃路

追查疑案，首先要追查与疑案相关的嫌疑人。成蟜之乱的主角是成蟜，自然是追查的第一嫌疑人。关于成蟜其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份简单的材料如下： 根据这张表，我们首先对成蟜作一个简短的介绍。成蟜与嬴政同父，都是庄襄王嬴异的儿子。关于成蟜的出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个曲折的故事，因为嬴异的颠沛流离而发生，也与秦始皇的身世密切相关。 为了便于考察这件事情，下面，我将嬴异一生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比较详细的年表，提供给大家。同时，为了便于考察嬴异与两位儿子间的关系，我在这份材料的旁边，注上了嬴政和成蟜的年龄。 请大家浏览这张表，我将根据这张表对嬴异的一生和他与两个儿子间的关系作一简单的介绍。 嬴异出生于他的祖父秦昭王在位的第二十六年，相当于公元前281年。他十七岁到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不久结识了吕不韦，共同开始争取王太子继承权的活动。子异从吕不韦那里得到赵姬并与之同居，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子异二十三岁的时候，赵姬生下了嬴政。子异二十五岁的时候，回到秦国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子异三十二岁继承王位，做了三年秦王，三十五岁死去，谥号庄襄王，王位由嬴政继承。 在子异的这份材料中，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子异曾经与妻子赵姬和长子嬴政分开了整整六年。这件事情，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的一生，而且直接关系到成蟜的出生，我们必须做特别的考察。 请大家顺着这张表，找到秦昭王四十七年这一栏。这一年，子异与赵姬同居，赵姬怀了嬴政。也就在这一年，秦国和赵国之间暴发了有名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的结果，赵国大败，四十多万赵国军队投降，被秦将白起坑杀。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长平之战，决定了未来统一中国的是秦国而不是赵国。长平之战的消息，子异是在哪里得到的呢？是在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消息，对他的祖国秦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对他妻子赵姬的祖国赵国来说，是立国以来的大惨败。子异一家，为此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付出何等的代价呢？ 长平战败，赵国震动，邯郸城内，悲愤恐慌。次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就在这一年，嬴政在邯郸出生，他是生于兵荒马乱当中。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军兵临城下，开始长期围困邯郸。身在邯郸的子异一家，陷入赵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随时有不测的危险。 秦昭王五十年，秦军猛烈攻击邯郸，战事日益惨烈。邯郸城内，兵员减少，粮食短缺，妇女老弱都到军中出力，烧人骨吃人肉的情况也时有所闻。为了表示誓死抗秦的决心，赵国决定处死秦国人质子异及其全家。在情况万分紧急之下，吕不韦用重金收买赵国的看守官吏，与子异二人逃出邯郸城，进入秦军军营，被护送回到咸阳。 赵姬和年仅三岁的嬴政呢？他们留在了邯郸城内，九死一生，多次面临被杀的危险。万幸的是，赵姬是邯郸人，家中是邯郸有名的豪门大户，在赵国颇有势力，在赵姬家人的拼死保护下，赵姬和嬴政被转移隐藏，免于一死。

3. 成蟜的身世

回到咸阳的子异，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他由吕不韦陪同，特意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养母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她对子异说，我是楚国人，过继你做我的儿子，你就用“楚”作字号吧。子异后来被称为子楚，就是由这里来的。 子异回到咸阳，除了华阳夫人以外，父亲安国君、祖父秦昭王自然是一定要见的了。不过，我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子异还必须去见一个人。他一定要去见的人是谁呢？就是夏姬。 我们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夏姬是子异的生母，她生下子异以后，多年冷落无宠，与子异相依为命，二人之间有浓厚的母子亲情。子异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而成为王太子继承人，夏姬也沾光，有了出头的日子。如今儿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自己身边，自然是万分高兴。夏姬为儿子高兴，她感谢吕不韦，感谢华阳夫人，感谢上天保佑，她与子异之间，自然少不了劫后重逢的喜悦。 关于夏姬其人，史书上记载得很少，只说她是安国君众多夫人当中的一位，生下子异以后，“无宠”，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是一个在后宫郁郁寡欢的女人。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各国王室通婚，王女出嫁到外国，王子娶外国的王女为妻。各国王族间的婚姻，多有国际的背景。以这种常情而论，夏姬可能是出身于某国王族的夫人。 夏姬的“姬”，是妇人的美称；姬前的“夏”，或者是姓氏，或者是与出生国相关的某种称谓。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的母亲被称为赵姬。赵，不是她的姓氏，而是表示她的出生国——赵国的一种称谓。以此类推，夏姬的“夏”可能也是如此。 夏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它的活动区域，以山西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和河南西部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为中心，战国时代都属于韩国的领土，基于这种地域观念，称韩为夏，称韩国出身的韩夫人为夏夫人，写作夏姬，应当是合于情理的。 我们的这个推测，也有别的旁证。我们在后面将会谈道，成蟜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迫使韩国献出大片土地，回来后封爵受赏。这件事情的背后，显示出夏太后与韩国王室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以我们说，“夏姬”出身于韩国王族，是韩国系的夫人。 回到咸阳的子异，年仅二十五岁。他与吕不韦一道逃出邯郸时，由于事情紧急，夫人赵姬和年仅三岁的长子嬴政都被留在围城邯郸，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人情的考虑，也依据秦国的制度，马上为他物色新夫人成了紧迫的事情。 按照当时的惯例，王子的婚姻多由母后决定。夏姬是嬴异的生母，在儿子的政治前途上她插不上话，得听华阳夫人的；在儿子的第二次婚姻上，她则是当仁不让的关键人物，子异的新夫人，当由她选定。也依据当时的惯例，母后为儿子娶妻，多会在自己的近亲中选取，熟悉的娘家自然成为首选。比如说，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出身于魏国，她为秦武王选取的夫人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出身于楚国，她为秦昭王选定的夫人是楚夫人。以此推断，夏姬为子异选取的新夫人，应当是韩国王族出身的韩夫人。 子异是秦昭王五十年初回到秦国的，我们推算他回到咸阳的当年娶妻，第二年生下成蟜，成蟜大概比嬴政小三岁左右，是子异的次子，嬴政的异母弟。韩夫人是夏姬从自己的娘家选定的儿媳，她生下的成蟜，自然得到夏姬的喜爱和关照。 如此一来，内以夏姬、韩夫人和成蟜为中心，外以韩国为支援，在秦国的王室里面，自然形成一种新的韩系外戚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赵姬和嬴政不能从赵国归来，成蟜就将取代嬴政成为子异的第一继承人，韩夫人就将取代赵姬成为第一夫人，秦国的政局将会变动，秦始皇的一生，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4. 三种外戚势力的博弈

幸运的是，赵姬和嬴政劫后余生。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嬴政的曾祖父秦昭王死去，祖父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父亲子异正式做了王太子。以新王即位为契机，敌对的秦赵关系和解，作为表示和解的行动，赵国将赵姬和嬴政送回秦国。这个时候，距离子异逃出邯郸整整六年，嬴政已经九岁，而成蟜呢，大概是六岁。 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多岁，身体衰弱，正式即位三天就死去，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以后，养母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两宫太后的局面正式形成。在咸阳的秦国宫廷中，以庄襄王嬴异为中心，以两位太后为双翼，形成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网。为了明了起见，我将这种关系网列表如下： 首先看这张表上的华阳太后与夏太后，我用并立来概括她们之间的关系。我所说的并立关系，是有分有合即有合作也有对抗的关系。 华阳太后是子异的养母，政治上的母亲，她出身于楚国，是势力强大的楚系外戚势力的中心人物。夏太后是子异的生母，出身于韩国，是韩系外戚势力的中心人物。 两位太后，在支持庄襄王子异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赵姬和韩夫人的态度上，两位太后就有所不同了。华阳太后通过吕不韦的沟通，接受了身在邯郸的子异和他的家庭，赵姬的正夫人地位，嬴政的嫡长子地位，都是她认可的，她自然对赵姬和嬴政有亲近感。夏太后就不同了，她与吕不韦、赵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嬴政也是九岁以后才回到咸阳来的，关系相对疏远。另一方面，韩夫人是她选定的儿媳，与她关系亲密，成蟜从小就在她的身边，更得她的喜爱和呵护，自然也是人之常情。 对于赵姬、嬴政与韩夫人、成蟜，我用对立来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赵姬出身于赵国的豪门，与她有关的人物多是赵国人，比如她后来的面首兼权臣嫪毐，或者是从赵国来到秦国的人，比如吕不韦，她自己和嬴政也是由赵国送回到秦国来的，所以，以赵姬为中心的政治势力，与赵国关系密切，不妨称为赵系外戚势力。赵系外戚势力发达以前，赵姬依附于华阳夫人，受到楚系外戚的庇护。 另一方面，韩夫人出身于韩国的王族，是夏太后的亲属，她与赵姬分属于不同的外戚势力。子异娶韩夫人，是在从邯郸回到咸阳以后，当时，赵姬和嬴政生死不明，新婚的韩夫人有夏姬的支持，当然是可能取代正夫人赵姬的第一人选。成蟜出生以后，立成蟜为继承人取代生死不明的嬴政，在秦国政权和王室内部，想来曾经成为现实的议题。从这种历史背景上看，韩夫人与赵姬，始终是对立的后宫；至于成蟜，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是嬴政的潜在政敌。 毫无疑问，以韩夫人取代赵姬，以成蟜取代嬴政，符合夏姬和韩系外戚的利益，却不符合以华阳夫人为中心的楚系外戚的利益。赵姬和嬴政，虽然不是楚系的血亲，却是楚系认可的养亲，楚系必须坚决地支持他们，防止夏姬和韩系的势力过度扩张。想来，正是在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的坚决支持之下，加之吕不韦的协助，子异才能抗拒生母夏姬和韩系外戚的压力，坚持等待赵姬和嬴政六年之久。六年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和暗地里的激烈争斗，详情虽然不得而知，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联想得到的。 子异即位以后，赵姬被立为王后，嬴政被立为王太子，在庄襄王居中的平衡之下，诸种名分确定，老臣们受到尊重，亲族们受到厚遇，百姓也得到恩惠，政情安定。两位太后在上，也一时相安无事。依照秦国王室的惯例，王后一般不参与政治。在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之下，王后赵姬与侧室韩夫人，大体上风平浪静；嬴政与成蟜，在子异的爱护下，长兄幼弟一同成长。可以说，回到咸阳的嬴政，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少年时光。 嬴政幸福的少年时代，是以父亲庄襄王在世为前提的。庄襄王在位只有三年，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做了秦王。秦国的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嬴政也结束了他幸福的少年时代，进入了风云不定、暗流涌动的幼王时代。在诸位太后的庇护下，他与弟弟成蟜之间的暗斗和明争，也一步一步趋于明显和激烈。

5. 嬴政委政于谁？

嬴政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三岁，尚未成年，不能亲政，只能委政于太后和大臣，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整整十年。那么，在这十年之间，被委以大政，真正掌管秦国政权的是谁呢？ 历代学者认为，嬴政年幼期间，被委政的太后是母亲帝太后，被委政的大臣是相国吕不韦，他们二人是这十年间真正掌管秦国政权的主要人物。然而，这个说法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历史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见解，忽视了两个重大历史事实。第一：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除了嬴政的生母帝太后赵姬之外，还有两位太后，一位是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太后，另一位是嬴政的亲祖母夏太后。 三位太后，不管是从名分辈分来看，还是从根基权势来看，华阳太后都有绝对的优势，是第一位的。华阳太后之后是夏太后，最后才是帝太后。这个顺序，我们不仅有文献的依据，也得到了新近出土的秦汉法律的支持。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秦汉时代，对于男子死后的继承者权益的顺序有明确的规定：第一位是儿子，第二位是父母，第三位是妻子，第四位是女儿。依据这种原则，子异死后，第一位的继承者是儿子嬴政，第二位是两位在世的母亲，也就是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第三位才是子异的妻子帝太后。 所以，嬴政年幼，委政于太后，应当是委政于三位太后，三位太后当中，真正主事的人，是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的正妻，是嬴政的父亲子异名分上的母亲，她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在她周围有一大批亲族亲信，比如在收养子异为养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华阳大姐和弟弟阳泉君等人，这个时候都聚集在华阳太后身边。多年以来，以华阳太后为首的亲族亲信，形成了一个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势力强大，如日中天。可以肯定地说，在嬴政亲政前的十年间，真正掌管着秦国政权的人，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实。 第二个重大历史事实是：嬴政即位之初的大臣，除了相国吕不韦外，秦昭王以来的一大批老臣都健在，比如将军蒙骜、王龁等人，他们一直受到尊宠重用，统领军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吕不韦共同执掌国政的，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大臣，一位是昌平君，一位是昌文君。他们都是活跃在秦国政坛的楚国公子，同属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 所以说，嬴政年幼，委政于大臣，决非仅仅指吕不韦一人，而是指秦昭王以来的一批老臣，其中，在政权中枢主持国政的主要有三位：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三人当中，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亲信，至于吕不韦，他是促成华阳太后收养子异的牵线人，得到华阳太后和子异双方的信任，一半可算是华阳太后的人。庄襄王子异过世以后，他继续得到华阳太后的信任，也得到帝太后的信任，得以继续执掌国政。

6. 夏太后之死引起的震动

由此可见，嬴政十三岁即位的时候，成蟜只有十岁，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受三位太后之间关系的左右。史书中有关成蟜的记载非常之少，只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的叛秦降赵，还有一件是出使韩国。 根据《战国策·秦策》《新序·善谋》《史记·春申君列传》等文献的记载，秦王政五年，成蟜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得到韩国献出的“百里之地”。这件事情作为战国故事流传下来，仅仅在外国使者与秦王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对于事情的详细，没有作具体的交代，难免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 我在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年龄问题。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五年，当时，嬴政十八岁，还没有亲政，成蟜呢，最多只有十五岁（本书人物的年龄，一律按照古代成例用虚岁），年纪轻轻的他，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取得韩国的大片土地，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历史上很多不可思议的纪事，往往有隐秘的背景。对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顺着成蟜—韩夫人—夏太后—韩系外戚的脉络，我们可以作一种合理的推测。年轻的王子成蟜，无功无爵禄，母亲韩夫人忧心，祖母夏太后也觉得不妥。根据秦国的法律，身为王子的成蟜如果没有功劳，是不能得到爵位官职的。成蟜出头发达的事情，不仅牵动着母亲韩夫人的心，也成了祖母夏太后的心病。 我们前面已经谈道，夏太后与韩夫人都出身于韩国，与韩国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她们动用自己的关系网，派遣成蟜出使韩国，通过军事压力和外交活动，迫使韩国献出百里的土地。成蟜归来后，因功受封，成为拥有封土和封号的封君，他的封号“长安君”的由来，或许就在这里。由此看来，成蟜在对韩国的扩张活动中立功的事情，很可能是夏太后和韩夫人为了封赏成蟜而特意安排的活动。 一句话，夏太后是成蟜的保护者，她生前为自己所钟爱的孙子做了尽可能的安排。不过，保护者的精心安排，管得了生前，保不住死后。秦王政七年，夏太后死去，成蟜失去保护伞，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不幸结果，就是成蟜之乱。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七年，“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韩系的祖母与孙子之间，两个不幸的事件，先后相继，背后不会没有关联。这种关联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史书完全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近年来考古的发掘，作一点可能的推测。 夏太后是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的侧室，还在世的华阳太后才是正妻，所以，她死后不能与孝文王合葬。孝文王的墓地在秦东陵（今西安临潼区），华阳太后死后与孝文王合葬在这里。夏太后死以前，为自己另外选定了葬地“杜东”，在今天西安市南部的长安区。 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她有一句谈及为什么选中杜东作为自己葬地的话：“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意思是说，我选杜东做我的葬地，由此往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的墓地，由此往西，可以望见我的夫君的墓地。一百年以后，这个地方会发达兴旺，成为有万家住户的城市。如果这句话真的是夏太后生前所言的话，就成了这位老太后在历史上唯一的一句留言。 关于夏太后，由于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似乎只是一位被冷落的后宫夫人，她在历史上的存在，似乎只是被安排来用作华阳夫人的陪衬，以她的黯然失落，映照华阳太后的光辉显赫。然而，历史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或者，这一切只是残缺史书挂一漏万的记载所导致的误会？ 2006年，我得到夏太后的墓葬被发掘的消息。2007年3月，我专程前往考察。雨天泥泞，步履艰难，当我来到西安南部的长安区神禾塬，进入发掘现场时，我感到惊奇，我感到震撼，旧日读史书所留下的夏太后的印象，瞬间一扫而空。当时当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墓葬，规模宏大，气势辉煌，一座亚字形的帝王级规模的大墓，东西长一百三十米，南北宽一百一十米，墓室在地下十五米深处，周围有十三座陪葬墓。整个陵园占地约二百六十亩，南北长五百五十米，东西宽三百一十米，原本有各种地面建筑。 如果这座墓葬主人真的是夏太后的话，可以想象得到，如此规模的一座大墓，决非短时间能够修建。夏姬被尊为太后，是在庄襄王元年，夏太后之死，是在秦王政七年，其间的十年，应当就是这座大墓的修筑时间。也可以想象得到，如此一座大墓的主人，生前必有高贵的地位，显赫的权势。在儿子庄襄王子异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分据两宫，共同辅助秦王。在孙子秦王嬴政的时代，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共同监理政权，守护先王留下的基业，她在秦国政局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母后干政，外戚当权，是秦汉政治的通例，可以说是制度性的产物。秦国早年的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太清楚。不过，在史籍的只言片语和出土的铭文上，强大的母后和外戚的活动，仍然是可以看到痕迹的，到了秦昭王即位以后，情况就非常明显了。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集团，完全主导了秦国政权。伴随着这种情况，当权的太后去世时，政治上往往出现重大的变动。宣太后死后，当权的楚系外戚权贵们，包括华阳夫人的祖父，都被放逐出京，解除了政治权力。与此类似，夏太后死去，秦国政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动。 伴随夏太后的死，韩系外戚失去了中心人物，不可避免地衰落。分据两宫的两位祖母级的太后，只剩华阳太后，而以赵姬为中心的赵系外戚，力量日益强大起来，秦国宫廷的政治势力将重新洗牌组合。夏太后在世时，韩夫人可以援引夏太后与赵姬分庭抗礼，两位庄襄王的遗孀间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如今韩夫人失去后盾，自然是孤立失势。相反，赵姬没有了夏太后的掣肘，自恃是秦王的生母，又有相国吕不韦和面首嫪毐的支持，行情看涨，甚至一步步走向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在这种背景之下，她利用夏太后之死的机会，趁势排挤韩夫人和成蟜，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无独有偶，恰巧在夏太后死的次年，统治了韩国三十四年之久的桓惠王去世，变化了的韩国政局，也给赵姬彻底打击韩夫人和成蟜提供了机会。从以后一连串的事情来看，以帝太后赵姬为首的赵系外戚打击韩夫人和成蟜的结果，就是成蟜之乱。替帝太后充当打手的人，就是面首嫪毐。

7. 寡居的帝太后

嫪毐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在成蟜之乱中替帝太后充当打手？为了便于案情的调查，我首先提供有关嫪毐的个人材料如下： 嫪毐是赵国邯郸人，与帝太后赵姬是同乡。有人说他本来就与赵姬相识有染，后来随同赵姬一道来到秦国，一直默默地侍候赵姬，等赵姬做了太后以后，他才张扬红火了起来。不过，《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嫪毐本来是吕不韦的舍人，就是家臣，后来被吕不韦介绍给帝太后，得到帝太后的宠爱，方才发达起来，被授予秦国的最高爵位，封为长信侯，权倾一时。 嫪毐这个人，本是倡优一类的人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超强的性功能。据说，在酒席宴会的乐舞演出中，他可以用勃起的阳具套上桐木小车轮作精彩的表演，被称为大阴人。那么，这样一个古怪特异的人物，为什么会被吕不韦看中，并且将他介绍给帝太后呢？帝太后又为什么会宠爱他？他为什么能够在秦国政坛上红极一时呢？这就必须从吕不韦与帝太后赵姬的关系说起了。 赵姬是邯郸人，出身于赵国的豪家。所谓“豪家”，就是有势力的大户人家。赵姬天资绝色，能歌善舞，在邯郸的佳丽名媛当中，堪称引领时尚的先锋。 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作“邯郸学步”，讲的是一位燕国人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邯郸的一切是那样新潮繁华，连邯郸人走路的姿势都是那样好看，于是这位燕国人就学邯郸人走路，结果不但没有学会，反而连自己原来的走法都忘记了，没有办法，只好爬着回去。 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固然是一种比喻，指的是盲目模仿人，不但没有学会新东西，反而把自己原来的东西给丢掉了。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邯郸学步的历史背景，与赵姬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相当接近。在当时，邯郸是天下闻名的大都市，以引领天下时尚著称。邯郸时尚，一是公子养士行侠，一是美女多情善舞。从赵姬以后的行事为人来看，她确是一位迷人多情的美人，她的人生价值取向，少在政治而多在生活。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赵姬怀上嬴政的这一年，遇上长平之战。生下嬴政的第二年，秦军围困邯郸。第三年，子异与吕不韦逃出邯郸，她带着三岁的嬴政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整整六年以后，秦国与赵国和解，她才带着九岁的嬴政，被赵国送还，回到咸阳。可以想象，在这一段时期中，作为母亲的赵姬，为了保护和抚育嬴政，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母子二人，可谓患难与共，情深似海。 由邯郸回到咸阳，可谓是由地狱到了天堂。久别重逢之后，子异对发妻赵姬和长子嬴政作了不忘旧情的补偿，赵姬正式成了太子夫人，嬴政也被立为太子继承人。子异即位以后，赵姬成了王后，十一岁的嬴政成了王太子。对于赵姬来说，来到秦国的生活，可谓一帆风顺，她在咸阳度过了人生中美满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她的人生又出现了新的转折。公元前247年，仅仅做了三年秦王的庄襄王子异死去，十三岁的嬴政即位，赵姬成了王太后。新寡的赵姬，不过三十多岁，她那多情的心思，再次投向旧日情人吕不韦。据说，他们之间旧情复发，成了隐秘的情人，有了一段激情的岁月，仿佛是回到了当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叙述这件事情说：“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这就是说，赵姬和吕不韦二人之间，旧情复燃，重新成为情人。这个说法，很有一些传奇故事的色彩，有人认为是不可信的，是诬陷吕不韦而抹黑秦国王室的编造。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吕不韦与赵姬的关系呢？ 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合理地联想到，赵姬本是邯郸的舞姬，嫁给子异做了秦国的王太孙夫人，她后来孤身一人带着嬴政来到咸阳，随着子异地位的变化，先做太子夫人，后做王后，成为秦国的第一夫人，高贵的政治人物。不过，身在秦国的赵姬是外国人，她在秦国既没有政治根基，也缺少人脉关系，她在秦国能够依靠的人只有三个：丈夫子异、旧情人吕不韦、儿子嬴政。子异去世以后，儿子嬴政年幼不能亲政，赵姬在政治上能够信任和依赖的人，只有吕不韦了。赵姬是多情善舞的人，年轻守寡，孤单失助，她在情感上唯一能够依托的男人，也只有吕不韦了。所以，吕不韦不得不充当帝太后赵姬的情人和政治顾问的双重角色。 古今中外，充当幼王母太后情人的政治人物都面临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首先，难免遭到政敌的攻击；其次，也将遭到长大成人亲政后的新王的追究。赵姬与吕不韦的情人关系，更还有第三层危险，这就是赵姬的两位婆婆，华阳太后和夏太后的威慑和监督。我们已经讲过，秦王嬴政委政于太后，第一位是华阳太后，第二位是夏太后，第三位才是帝太后。庄襄王子异过世时，华阳太后和夏太后都还健在，做了位高权重的太王太后，是秦王室的老佛爷老祖宗。可以想见，一旦她们知情后发难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赵姬其人，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宫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离不开吕不韦。吕不韦是商人兼政治家，他精明睿智，身为相国，身边既不缺女人，手上也不缺权力，他深知与赵姬的私情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自己必须尽早脱身出来。 吕不韦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计划以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脱身之计——献“面首嫪毐”。

8. 献面首嫪毐

为了避祸，吕不韦决定，政治上一如既往地支持帝太后赵姬和幼王嬴政，生活上坚决切断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吕不韦毕竟是吕不韦，他深通人情世故，处世圆滑，担心突然断绝与帝太后的情人关系可能引起不测，便考虑找一位可以取代自己充当帝太后情人的替身。他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嫪毐。 吕不韦看中嫪毐有两大理由：第一，嫪毐是赵国人，赵姬也是赵国人，同乡音同习俗，易于亲近，可解帝太后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忧愁；第二，嫪毐是具有超强性功能的男子，而且可以作性表演，对成熟妇人有吸引力。吕不韦不时在帝太后面前提起嫪毐，引起了帝太后的兴趣，于是让吕不韦将嫪毐送到自己的身边来。 太后宫中，戒备森严，不相干的男人岂能随便进入。还是吕不韦足智多谋，他设法将嫪毐定罪，罚受宫刑送进太后宫中做太监。他又教唆帝太后买通主持刑罚的官吏，仅仅拔去嫪毐的胡须，就把他当作太监送进宫中。帝太后得到嫪毐，受用后大为兴奋喜爱。史书上说帝太后对嫪毐是“绝爱之”，就是爱得不得了，几乎忘掉了一切。自然，帝太后因为宠爱嫪毐而忘掉的一切当中，也包括了旧日情人吕不韦。吕不韦乐见其成，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回避了情感上的纠缠和政治上的危险。 帝太后沉浸在与嫪毐的情爱之中，不久就怀了孕。为了避开世人的耳目，帝太后以身体不适占卜，得到应当回避现在居所的结果，于是离开咸阳，迁居到雍城的离宫中去居住。雍城在现在的宝鸡，远离咸阳数百里，是秦国的旧都，不但是秦国先君先王的祖墓、祖庙所在地，也修筑有不少的离宫别馆。带着嫪毐一道迁居到雍城的帝太后，在这里构筑起世外桃源般的爱巢。她的私生活，不但自由放任，几乎是肆无忌惮，忘乎其形，她与嫪毐之间，一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受到帝太后宠爱的嫪毐，与帝太后形影不离。他得到帝太后的赏赐，家产万贯，家奴数千，成为秦国数一数二的巨富。不仅如此，嫪毐还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 嫪毐这个历史人物，千百年来都被视为不齿的性怪物，受到妖魔化的丑化和谩骂。这些年来，电影电视更是将他处理为隐藏在宫中的阴类恶物，不仅见不得天日，而且从形象到行为都遭人厌恶。从历史来看，这种处理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是经过后人臆想的添加和歪曲，形成的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战国秦汉时代，寡居的太后、公主养面首，公开持有性伙伴的事情多的是，并不以为丑而隐瞒，甚至受到支持和鼓励。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与西北的义渠王私通，生有两个儿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宣太后死时，要另一位面首魏丑夫陪葬，经过谋士巧妙的劝说，方才打消了这个主意。汉昭帝的姐姐养有面首，称作丁外人，汉昭帝专门下诏令提供方便。这些是古风古俗，其中的人情人性，反倒是真实自然的。所以说，赵姬养面首嫪毐，当时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等同于男人养小妾一般。嫪毐的真正问题，是在政治上。他的真实形象，是一位政治人物，他在政治上是有相当作为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嫪毐，他的真实形象被隐瞒和篡改了。

9.嫪毐为什么封侯？

关于嫪毐受到帝太后宠爱后的情况，《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说的：“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是说，嫪毐日常跟随帝太后，得到的赏赐甚为丰厚，帝太后将各种事情都交由嫪毐处理。嫪毐家有奴仆数千人，各国游士投靠到嫪毐府上做舍人的有一千多人。 解读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嫪毐不是隐藏在帝太后宫中，他是堂堂正正地住在自己的豪宅府邸中，使唤着数千下人奴仆。他决非自卑见不得人，而是广开府邸大门，公开招揽各国游士，那种情况，宛若战国四大公子，也就是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名扬天下，也完全同当时的吕不韦一样，宾客满门，张扬得很。 关于嫪毐发迹的盛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更为正确而且具体：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这是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他的领地在山阳这个地方（今河南获嘉、沁阳一带）。在帝太后的纵容下，嫪毐可以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的事情，不管大小，都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进而，又将太原郡的汾河以西地区赏给嫪毐作为封国。 嫪毐，作为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得到财富的赏赐，随意地使用秦国王室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和猎场。帝太后也将自己的家事政事，通通交由嫪毐处理决定。这些事情，在帝太后的私人恩宠之下，都是不难办到的。然而，嫪毐封长信侯，建立封国的事情，可就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载入典籍史册，关系国法的大事了。那么，嫪毐为什么会被封侯呢？ 关于嫪毐为什么封侯，史书上没有记载，历来学者的理解，以为他是帝太后宠爱的面首，封侯也是出于帝太后的私恩。我最初也随大流这样理解，然而，当我仔细整理了这一段历史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解。不但误会了两千多年，也直接影响到《史记》的标点分段。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分段，就是活生生地将同年发生的两件相关事情，分段列在秦王政八年和九年以前。这种基于错误理解的分段，反过来又加固了错误理解的基础。 我们知道，秦国是一个绝对重视爵位的国家。商鞅变法明文规定，爵位的授予，必须根据军功，或者是与军功相应的功劳。不管任何人，包括王室成员，没有军功就不得授予爵位。秦国的爵位一共二十级，最高一级是侯。嫪毐受封长信侯，就是这一级。被授予侯爵的人，除了享受种种巨大的特权外，还要授予领地，建立自己的封国，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国王。在秦国的历史上，被授予侯爵的人屈指可数，都有登记，都有被封侯的理由。 关于秦国封侯之难，我们可以讲一个短短的故事。秦始皇统一天下，最大的功臣是老将王翦。他多年作为秦军大将领兵出征，攻破赵国，消灭燕国，战功累累，却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在攻灭楚国的战争中，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出动，秦王嬴政亲自来送行，王翦临行前曾经对于列侯难封表示不满，对嬴政抱怨说：“臣下为大王领军作战，多有功劳也不曾得到列侯的封赏。”王翦的侯爵，是在大败楚军、攻灭楚国以后才被授予的。由此可见列侯爵位的授予，在秦国是何等重大，又是何等不易。 嫪毐封侯一事，秦国史书是作为国家大事正式做了记载的，除了上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史记·六国年表》也有专门的记载，秦王政八年，“嫪毐封长信侯”。这些都是秦国政府的正式记载，显示事件重大。这个重大的意义，就是表明嫪毐立下了非同寻常的功劳，按照秦国的制度授予了与他的功劳相应的最高爵位。那么，嫪毐究竟立下了什么的功劳，他被授予最高爵位的理由究竟在哪里呢？ 查询史书，就在嫪毐封侯的同一年，秦国历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发生，这件大事，就是成蟜之乱。同一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道，秦王政七年，夏太后死，韩系外戚势力失去领军人物而开始衰落。以赵姬为首的赵系外戚势力乘机开始打击韩夫人和成蟜。这个时候的嫪毐，已经成为秦国政坛上一大政治势力，他不仅是帝太后的面首，而且是帝太后家务和政务的贴心代理人，在帝太后打击韩夫人和成蟜的行动中，由他来充当头号打手，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想来，正是在他的一手策划下，韩系外戚势力遭到彻底的清洗，领兵在外的成蟜被迫降赵。也许正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嫪毐因为镇反立了大功，被封为长信侯，权倾朝野。 当然，以上的脉络，只是我们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秦国不同外戚势力之间的争斗这条主线上所作的合理推测而已。对于这个推测，我们可以举出一条旁证。秦国的法律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作“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就是揭发谋反奸人的功劳，与杀敌斩首的功劳同等计算。秦汉历史上，援引这条法律，为揭发重大谋反者封侯的事例有案可查。汉武帝时，外戚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演出了一场类似的悲剧，史称“巫蛊之乱”，皇后自杀，太子出逃被杀。追杀太子的官吏，因功被封为列侯，援引的就是这条法律。 历史事件的真相，不仅仅在事件的本身，也在事件前后左右的关联当中。前后，是指时间的前后，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关注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事情，由此寻找与该事件有关的线索。左右，是指事情的周边，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需要关注与该事件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由此寻找与该事件有关的线索。 在上面的破案过程中，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前后将夏太后之死和成蟜之乱连接起来，解读出了新的史实，我们又左右将成蟜之乱与嫪毐封侯连接起来，也解读出了新的史实。如果我们前后左右连接起来看的话，夏太后之死、成蟜之乱与嫪毐封侯这三件看似孤立的事件之间，不但是有关联的，甚至可能是具有同一历史背景的连续事件。这个连续事件的下一环，就是秦王政九年的嫪毐之乱。 （二）假父到底想要攻击谁？

1.嫪毐之乱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了名，就会受到众目睽睽的关注；猪长肥了，就会被送进屠宰场。 嫪毐立了功，受了赏，出了名，当了权，陡然间成为秦国政坛上的新星，同时，也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矛盾的焦点。他在帝太后宫中默默无闻当面首的时代，没有人去关注他这样一个卑贱的人物，然而，到了他封侯建国红极一时的时候，开始受到多方面的调查，终于被人秘密告发了。关于嫪毐被告发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比较详细的故事。 据《说苑·正谏》的记载，嫪毐的最终暴露，出于一次偶然的口角。嫪毐得到帝太后的宠爱，在宫中骄奢淫逸，难免得意忘形。有一天，嫪毐与宫中的侍臣们一起饮酒作乐，博弈游戏，发生了争吵。喝醉了酒的嫪毐睁圆了眼睛，大声呵斥对方说：“吾乃皇帝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谁，老子是秦王的干爸爸，你这穷鬼王八蛋也敢和我争！”一时间，大家都惊呆了，被嫪毐呵斥的人赶紧溜掉，将此事告发。 嫪毐与帝太后的私情，秦国朝野上下，宫内宫外，早就是风言风语的事情。秦王年幼，帝太后权大，大家心知肚明，睁只眼闭只眼，不去说，不捅穿，也就罢了。如今秦王长大，嫪毐不检点，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帝太后的隐私，口吐狂言，自称秦王的干爸爸，实在是太不像话。以秦王宫廷的潜规则而言，太后养面首不是问题，面首张扬太后的隐私，这就是问题了，进而牵涉到秦王的声誉，这就更是问题了。于是，嫪毐开始受到追查。他自己也实实在在地感到危险在临近，感到追查的方面多，来头大，不仅是对准着自己，更是冲着帝太后而来的。他开始和帝太后秘密商量对策，暗暗做应付不测的准备。 秦王政九年正月，嬴政满二十二岁。当嬴政亲政的日期一天天逼近的时候，嫪毐的危机感也一天天加深。四月，嬴政前往雍城举行冠礼，嫪毐预感大难将要降临。盛大的雍城冠礼，王族大臣们都前往参加，首都咸阳成为政治空城，对于被逼急了的嫪毐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狗急跳墙，在咸阳发动了武装政变。 关于嫪毐之乱，《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毐等败走。
阳陵虎符 此符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凭证，用青铜铸成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此兵符，右半存皇帝处，左半存驻扎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的统兵将领处。调动军队时，由使臣持右半符验合，方能生效。 根据这条记载我们了解到，秦王政九年，嬴政从首都咸阳来到雍城。雍城，在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距离秦都咸阳大概有三百多里，是秦国的旧都，秦国先公先王的坟墓和宗庙很多都在这里，历代修建的离宫别馆也不少。嬴政来到这里，是要在宗庙举行冠礼。冠礼，就是成人礼，通过这个仪礼正式宣告长大成人。己酉这一天，嬴政正式行了冠礼，佩剑戴上了王冠。按照秦国的制度，从此以后，他将收回委托出去的大权，正式开始亲政。 就在嬴政还在雍城滞留的时候，长信侯嫪毐在首都咸阳作乱而被察觉，嫪毐私自使用秦王的印玺和太后的印玺，调动咸阳县的军队、负责宫廷警卫的卫尉的军队、政府的骑兵部队、咸阳附近的少数民族部队以及长信侯府的家臣门客，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准备进攻雍城的蕲年宫。 秦王知道了这件事，命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发兵攻击嫪毐。两军大战于咸阳，嫪毐兵败。

2. 四大疑问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次事件中，站在嫪毐一方参与叛乱的，有一大批政府高官，包括秦国的宫廷警卫大臣——卫尉，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内廷顾问的长官——中大夫令，宫内负责弓射兵的武官——左戈等二十多人。可以想象，如果政变成功，秦国政权的格局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嬴政的一生也将有不同的命运。 蕲年宫（李开元 摄） 嫪毐是嬴政的母亲帝太后赵姬的面首，他发动这次大规模的政变，是得到帝太后支持的。政变被平定以后，嫪毐以及参与事件的高官都被判刑处死，帝太后被驱逐出咸阳，迁居到雍城软禁。她与嬴政的母子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嫪毐之乱，是秦始皇五十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既是最大的政治危机，也是最大的家庭危机。这件事情，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个人，也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政局，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罕见的大事，惊天的大案。然而，这件惊天的大案，在历史上是一桩不明不白的疑案。千百年来，这件事情的真相就是不清楚的，是一团谜，令人疑虑环生。追究下来，环生的种种疑虑，都出于史书记载的不明。 一、嫪毐发兵，攻击的对象是谁？史书上没有交代。只说他“将欲攻蕲年宫为乱”，他为什么要攻击“蕲年宫”，他将如何为乱？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二、嫪毐之乱暴发时，嬴政在雍城举行冠礼，嫪毐在咸阳发兵。那么，这个时候，帝太后赵姬在哪里，她在做什么？她与这次政变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三、嫪毐之乱暴发时，秦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王令，我们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第一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他与帝太后关系密切，也是介绍嫪毐给帝太后的牵线人，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究竟持什么立场，有什么行动？史书上没有交代。 四、与相国吕不韦一道接受“攻毐令”的另外两位大臣，是昌平君和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的官职是什么，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与嫪毐之间，与秦王嬴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交代。 以上种种问题，都是直接关系到嫪毐之乱真相的问题，史书上全都没有交代。看得出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根据秦国史书的残缺记载，披露了嫪毐之乱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详情和背景，也不清楚。 千百年以来，对于这个事件的种种质疑，就不断地出现，问题不断地被提起，遗憾的是，却从来没有得到完满的解答。今天，我在系统整理秦始皇人生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史料的重新解读，结合新出土的材料，运用联想推理的方法，试图破解秦始皇人生中这桩惊天的历史大案。

3. 他想攻击谁？

关于嫪毐之乱的目的，也就是嫪毐到底想攻击谁，千百年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事情。史书上只是说，嫪毐在咸阳起兵，“将欲攻蕲年宫为乱”，并没有挑明他要攻击谁。蕲年宫在雍城，故址在现在陕西省凤翔县西南，是一处用来向上天祈求丰年的斋宫，嬴政行冠礼，将在这里斋戒告天。那么，如果由此自然联想的话，嫪毐的攻击目标，他想要消灭的对象，应当是秦王嬴政了？然而，这种想当然的看法，实在是一种误会。根据重新整理历史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断定，嫪毐发动政变所要打击的目标，不是秦王嬴政。为什么这样说呢？ 嫪毐是帝太后的亲信和打手，他的一切，包括财富、地位、权力，都得自于帝太后的恩宠，他的重大行动，都代表了帝太后的意愿。他发动这次政变，是得到帝太后的支持和指使，使用帝太后和秦王的印玺调动军队的，并且得到一大批拥戴帝太后的大臣们的支持。所以，嫪毐之乱的真正幕后人物，是帝太后；嫪毐之乱的真正发动者，是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嬴政是帝太后的长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也是帝太后在秦国能够立足的唯一凭借和资本，帝太后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对嬴政下手。 有人说，嫪毐与帝太后生有两个儿子，据说嫪毐与帝太后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将来秦王过世以后，就让我们的儿子继承王位吧。由此看来，嫪毐发动政变，或许是想要拥立自己与帝太后的私生子为王。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嫪毐与帝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没有秦王室的血统，他们是没有任何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一点，不管是帝太后还是嫪毐，都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他们可以在私下里讲些如同“秦王百年以后，就让我们的儿子即位”一类的私房话，但绝不可能将这种话拿到政治台面上来。这种话公开出来，就是大逆不道的谋反，是公然对有数百年历史的秦国宣战。嫪毐之乱，不可能用这种名目。 所以说，嫪毐发动政变想要打击的目标，另有所在。那么，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们认为，目标有两个，第一在华阳太后，第二在吕不韦。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夏太后之死，成蟜之乱，嫪毐封侯，这是互有关联的系列事件，背景是帝太后与韩夫人间的政争。这一连串事件的结果，是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势力取得了胜利，韩系外戚势力彻底地没落。对于帝太后与韩夫人的争斗，楚系外戚的老祖宗华阳太后坐山观虎斗，乐见其成。然而，韩系外戚彻底崩溃以后，帝太后势力的过度扩张，当然地引起楚系外戚集团的警戒和不满。嫪毐暴露帝太后隐私的事件，授予了华阳太后打击帝太后的口实。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开始彻底地追查这件事情，他们希望利用嬴政亲政的机会，清除嫪毐，剥夺帝太后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种逼迫之下，得到帝太后支持的嫪毐狗急跳墙，发动政变，企图用非常手段，消灭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 如果说，嫪毐之乱的主要矛盾是华阳太后与帝太后之间的政争的话，嫪毐之乱还有一个次要的矛盾，就是嫪毐与吕不韦之间的政争。成蟜之乱后，嫪毐封侯建国，他在政坛上的急速崛起，除了招来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的警戒外，更引起了与另一位人物——相国吕不韦之间的矛盾。吕不韦是帝太后的旧情人，介绍嫪毐与帝太后的牵线人，他们都是从赵国来到秦国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不过，当嫪毐得到帝太后的宠爱以后，吕不韦与帝太后的关系逐渐疏远，当嫪毐封侯建国红极一时以后，在政治上就成了吕不韦的对头，二人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政争。 关于嫪毐与吕不韦之间的政争，《战国策·魏策》有明确的记载。当时，秦国进攻魏国，有人劝告魏王说：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氏，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必报矣。
这段记载说，当今秦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百姓，大体分成两派，或者站在嫪毐一方，或者站在吕不韦一方。如果魏国依附嫪毐一边，割地送给秦国，屈身尊礼秦国，这些都通过嫪毐上达，作为嫪毐的功劳，嫪毐就胜过吕不韦了。如此一来，帝太后必定深深地感谢魏国，魏国与秦国的关系就会在各国之上了。如此一来，天下也必定舍弃吕不韦而跟从嫪毐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八年，正是嫪毐封侯建国红极一时的时候。这段对话，不但清楚反映出嫪毐与吕不韦的激烈政争，而且，在两人的政争中，帝太后已经忘记吕不韦，完全站在嫪毐一边了。所以说，嫪毐暴露帝太后隐私的事件，予吕不韦以打击嫪毐的口实。吕不韦的态度，嫪毐是清楚的。他发动政变，吕不韦当然是他的打击对象。

4. 动乱的余波

嫪毐之乱，以嫪毐兵败逃脱告终。逃脱的嫪毐，被悬赏捉拿以后，处以车裂，就是车马分尸的酷刑，他的宗族也被诛灭。参与叛乱的二十多位高官，都被枭首示众。依附嫪毐的家臣，很多被判刑，而被流放到四川的，数量就多达四千多家。 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帝太后家务政务的贴心代理人。帝太后是嫪毐的后台，嫪毐之乱的幕后人物。嫪毐之乱失败后，帝太后被驱逐出咸阳，迁徙到雍城棫阳宫（今陕西凤翔南）软禁，她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嬴政的两位异父弟弟，都被处死。从此以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瓦解，帝太后也基本上丧失了对于秦国政权和秦王嬴政的影响力。在事后的一连串追究中，相国吕不韦与帝太后的旧情，他推荐嫪毐入宫的种种秘事都被牵连出来，他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秦王政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驱逐出京，回到自己的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 第二年，吕不韦受到更为严厉的追究和处罚，秦王嬴政亲自下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看来，吕不韦被罢免以后，秦王嬴政仍然怒气难消。他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国赐予你封地河南，享受十万户的待遇。你和秦有什么亲属关系，竟然被称为仲父。现在，命令你全家迁徙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接到这封信以后，唯恐还有更为严厉的处罚到来，于是饮鸩自尽，终年五十七岁（前292—前236年）。那些跟随吕不韦的家臣和宾客们，也受到严厉的处罚。 不过，就在吕不韦免相的同一年，嬴政与母亲的关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怒气冲天的嬴政听了一位叫作茅焦的齐国人的劝告，陡然回心转意，亲自到雍城去见母亲，将她接回咸阳，重新居住于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
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这段记载，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情节推进中制造的戏剧性转折，是一波三折的起伏式叙事手法。这段记载，作为历史来读的话，则很有些不可思议，使人怀疑这段纪事的真伪和可靠性。作为历史侦探，我们自然要问，这位齐国人茅焦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在嫪毐之乱后出现在秦王嬴政身边？茅焦劝谏嬴政说：“秦国志在天下，而今大王有了迁徙母后的名声，恐怕诸侯各国听说后，由此纷纷背离秦国。”他讲的不过是母子之间应当和睦相处的简单道理，怎么会扯到诸侯各国背叛秦国的外交大事上去？嬴政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又怎么会怒气全消，幡然醒悟，立刻前往雍城迎回母亲？

5. 茅焦劝秦王的历史意义

追究起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这段记载，是司马迁根据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改写的。这个战国故事的原型，可以从《说苑》的类似故事看出来。《说苑》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详细，我们简要地转述如下： 嬴政驱逐母亲以后，下令说，有敢以帝太后的事情劝谏的人，一律处死。据说，拼死来劝谏的人有二十七人，都被一一处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第二十八个人，自称齐客茅焦，有事请求秦王接见。嬴政命令侍卫问道：“是不是为太后的事情？”茅焦答道：“正是。”嬴政又命令侍卫问道：“有没有看见宫门外的死人？”茅焦答道：“看见了二十七个。臣下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二十七人二十七星，现在差一个，特来补足满数。请赶紧去报告秦王，臣下不怕死人。” 嬴政闻讯大怒，下令准备好煮人的大锅，按剑而坐，传令让茅焦进来。 茅焦进到殿上，不慌不忙，对秦王施礼说道：“有关人的死生、国之存亡的事情，都是历代圣王急于想知道的，不知道大王想不想听一听？”秦王说：“此话怎讲？”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悖的行为，难道自己不知道吗？”秦王冷冷答道：“倒是想听你说一说。”茅焦严正地回答道：“陛下车裂假父嫪毐，有妒忌之心；杀死两位弟弟，有不慈之名；将母亲迁徙到雍城棫阳宫，有不孝之行；刑杀劝谏之士，有桀纣之治。如今天下都知道了，纷纷疏远秦国。臣下实在是担心秦国将会为此而衰亡，陛下也会为此而有不测的危险。我的话完了，请陛下处死我。” 茅焦于是解开衣服，准备接受烹煮之刑。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嬴政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挥开准备前来捉拿茅焦的人说：“一切都免了，先生请系上衣服，我愿意听从先生的。” 嬴政当即尊茅焦为“仲父”，授予上卿的爵位。事后，他立刻启动车驾，千乘万骑，亲自到雍城棫阳宫迎接母亲归还咸阳。 被迎回咸阳的帝太后，在宫中设置酒宴招待茅焦。酒席上，帝太后感慨万端地对茅焦说：“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使我们母子得以再次相会，都是您茅君的力量。” 比较这段故事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历史世界是如何编撰的。对于嫪毐之乱这一段历史，司马迁掌握的材料并不多，除了秦国史书上的一些简略记载外，余下的就是一些战国故事了。对类似于《说苑》所载的战国故事，司马迁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作了鉴别和选取。他将故事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比如秦王一连杀了二十七人，茅焦是第二十八个；最吸引听众的部分，比如茅焦强硬地应对秦王，秦王又是如何戏剧性地走下殿来等等，都做了删节，只保留了茅焦说秦王的话中，关于迁徙母亲会引起各国背离，也就是会引发外交问题的部分。司马迁的这种取舍和解读是否恰当呢？ 今天，我们可以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做一个合理的鉴定： 一、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嫪毐之乱这场秦国政权中枢的内乱，是有国际背景的，因而他选取了故事中对于帝太后的处置不当，会引起相关的外交问题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外交问题呢？司马迁没有深入讲，从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二、茅焦是齐国人，自称“齐客”。他是有齐国背景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秦国的首都，能够直接请求谒见秦王，可见他不会是一般的人。合理的解释是，他应当是从齐国来到秦国的使者，以外国使者的身份面见秦王，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为秦王分析驱逐帝太后出京对秦国外交的影响。有了这个认识，茅焦的话就便于理解了。 三、我们知道，嫪毐之乱，前前后后涉及三个外戚集团之间的兴亡，以夏太后为首的韩系外戚，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他们都与各自的出生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嫪毐之乱结束后，韩系外戚失势，赵系外戚也瓦解了，只剩下楚系一家。这种楚系外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但会引起韩、赵的不安，也会引起齐国的不安。这种内外交错的利害关系，应当就是茅焦所说的“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的背景。 四、故事的最后，有帝太后感谢茅焦的话：“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这句话是说，嬴政迎回母亲，是将被扭曲的事情矫正过来，将败乱的事情恢复过来了，秦国的政权由此而安定下来。这句话是针对该事件对秦国内政的影响而言的。非常遗憾，司马迁没有采用这句话。这就是司马迁的疏漏了，他未能理解这件事情对于秦王嬴政安定秦国内政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嫪毐之乱结束后，楚系外戚一家独大，这不符合秦王嬴政的利益。嬴政是帝太后的儿子，他从赵国来到秦国，以母家而言，他与赵系外戚最亲。养祖母华阳太后位高权重，楚系外戚势力强大，对他来说，应是如芒在背。母亲与养祖母不和，赵系外戚与楚系外戚争权，嬴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如今楚系已经一家独大，再对母亲严厉处罚，不单是处置亲族关系不当，更可谓是犯了政治上的忌讳，过于依附一方，将会失去独立自主。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嬴政在茅焦的开导下，终于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冷静下来，采取了合于理性的政治行动，迎回母亲帝太后，平衡了与养祖母华阳太后的关系，对过于强大的楚系外戚作了一定的牵制。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嬴政对被流放到四川的嫪毐的家臣们，不久也做了宽大的处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十二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对他们作了租税徭役的减免。嫪毐之乱的真相，因为史书的失载和世人的误解而成千古之谜，秦始皇的人生也由此而更加扑朔迷离。扑朔迷离的事情之一，就是受命主持镇压嫪毐之乱的三位大臣的命运。 嫪毐之乱暴发时，接受秦王嬴政的命令处理平叛事宜的有三位大臣，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吕不韦受到事件的牵连，被免相贬斥出京，后来自杀身亡。吕不韦的这种结局，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与帝太后有暧昧关系，又是送嫪毐进宫的策划人。 不过，嫪毐之乱平定以后，有一件事情却不好理解，这就是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王命主持平叛的另外两名大臣昌平君和昌文君，在事后却几乎从历史上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载。 我们前面已经讲道，嫪毐之乱的真相和实质，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之间的斗争。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华阳太后的亲信，按照常情常理考虑，在叛乱平息、楚系外戚胜利以后，他们都是应当受到褒奖和升迁的人物，应当在事后的秦国政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史书中有更多的记载。奇怪的是，与常情常理相反，他们却从史书的记载中消失了，这不能不说又是一桩历史之谜了。 第三案 寻找秦始皇的表叔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这一年，秦楚两国政局都发生大动荡：前者有嫪毐之乱，后者考烈王去世，其大臣被杀。此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一位神秘的楚国王子，在秦国为秦王浴血奋战。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位王子的名字。他，是谁？他为什么留在秦国？他跟秦始皇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谁接替吕不韦做丞相？

1. 神秘的昌平君

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嫪毐及一大批高官被处死，吕不韦免相自杀，帝太后失势，丧失对于秦王嬴政和秦国政局的影响力，赵系外戚势力彻底地崩溃，秦国的政坛将大规模地洗牌重组。在这种形势下，由于赵系外戚的崩溃而留下的政治权力的巨大真空，必定要有新的政治势力和新的政治人物来填补。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秦国历史上这桩大事，史书上完全没有提及。不但没有提及，反而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漏洞：吕不韦免相以后，新任的丞相是谁？没有消息。不仅如此，从吕不韦免相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天下，秦国的丞相又是谁？也没有下落。吕不韦免相，在秦王政十年，秦统一天下，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其间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正是秦始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一消灭六国的时间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最为剧烈的时间段，恰恰在这段时间里，秦国政府的总理大臣——丞相的下落不明，不能不说是有些蹊跷，也不能不说又是一件难解的历史疑案。 为了破解这桩疑案，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嫪毐之乱。嫪毐作乱被察觉后，秦王下令镇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道命令，被称为“攻毐令”。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是：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 在这三位大臣中，吕不韦是从秦昭王时代就活跃于商界政坛的著名人物。嫪毐之乱时，他身任相国，是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下令由他来主持平叛是当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已经讲过，吕不韦是由商人转型的政治家，长于算计和谋略，他也是文化事业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曾经广召各国人才，主持编修《吕氏春秋》。不过，吕不韦缺少军事经验，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他一生中参加过的唯一一次准军事行动，是庄襄王元年主持秦灭东周君。当时的东周君，是一个毫无军事力量可言的小城君主。秦灭东周君，仅仅是一次基于军事压力的外交行动而已。所以我们说，嫪毐之乱暴发后，吕不韦只是诏令下达形式上的受命人之一，真正领兵前往咸阳实施平叛的人物，应当是昌平君和昌文君。 由“攻毐令”的排名来看，昌平君和昌文君应当是地位仅次于吕不韦，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重量级大臣，他们是忠诚地站在秦王嬴政一边，全力辅佐嬴政亲政的权势人物。昌平君和昌文君是封号，他们是拥有封号和领地的大人物，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拥有昌平君和昌文君封号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姓甚名谁，担任什么官职，为什么会在紧急情况下临危受命，主持如此重大的行动？所有这一切，《史记》中都没有明确的交代，这就不能不说是有些奇怪了。 对于这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只能解释为秦国政府的记载曾经有所隐瞒和删改，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了。正是因为如此，昌平君和昌文君这两位与吕不韦齐名、在平定嫪毐之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量级大臣，就成了身世不明的神秘人物。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找到了有关昌平君身世的线索。《史记索隐》说：“昌平君，楚之公子”，“史失其名”。 《史记索隐》的这个材料，是司马贞从所见到的古史当中引用的，这部古史今天已经佚失，其中保存的一些古代史材料，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非常珍贵。《索隐》的上述材料告诉我们，昌平君是楚国的公子，史书上失载了他的姓名。这一句话，也许就是破解昌平君身世之谜的关键。 不过，《史记索隐》所提供的线索过于简单，一位楚国的公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国政权的中枢，他又为什么会在秦王嬴政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出面平叛，化解危机，扶持嬴政顺利亲政？这一切，都增加了昌平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神秘感。他究竟是谁呢？ 由于在秦国的有关记载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我们只能根据他是“楚之公子”这条线索，暂时离开秦国，到楚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可能的踪影。

2. 又一桩质子事件

嫪毐之乱这一年，以公历计数，是公元前238年；以秦国的年历计数，是秦王政九年；以楚国的年历计数，是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就在这一年，楚国也有大事发生：第四十一代楚王考烈王熊元（元，又作完）死去，儿子熊悍即位，成为第四十二代楚王，史称楚幽王。 当时楚幽王还很年幼，为了争夺辅政权，幽王的舅舅李园杀死了多年执掌楚国国政的权臣、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开始主导楚国国政。 楚考烈王多子，其中有四个儿子在史书上有记载，他们是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这个重要的信息，也是《史记索隐》提供给我们的。在《史记索隐》为《春申君列传》作的注解中，有一条材料如下：
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
这条材料中的悍，是熊悍的名字。犹，是熊犹的名字，他是熊悍的同母弟。负刍与昌平君，都是熊犹的庶兄。这条史料非常宝贵，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昌平君的父亲兄弟等家世情况的唯一材料。根据这条材料，再结合《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我们将考烈王前后的王位继承关系列表如下： 上表中，顷襄王熊横是考烈王熊元的父亲。熊悍、熊犹、负刍和昌平君是熊元的儿子。其中，熊悍和熊犹，是王后李园妹所生，分别做了第四十二代和第四十三代楚王。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他在熊犹即位两个月后，发动政变，杀死熊犹，夺取政权，做了四年楚王。 至于昌平君，他的母亲是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秦王政九年），当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嫡兄弟熊悍即位，春申君被李园兄妹杀害，楚国政局发生大变动的时候，他不在楚国，而是在秦国的政权中枢，为秦王嬴政的亲政而浴血奋战，成为拥戴嬴政的第一功臣。这不能不说是很异常的事情。异常的事情，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理由。那么，这个非同寻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得不追究到他的出生，一直要追究到他的父亲考烈王熊元的年轻时代。 公元前272年，也就是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乱的三十四年前，这一年，以秦国的历法纪年，是秦昭王三十五年，以楚国的历法纪年，是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秦国与楚国和好，身为楚国王太子的熊元到秦国做人质。熊元入秦，一住就是十年。按照战国时代质子在外国的一般做法，他们往往在当地娶妻生子，这种情况，类似于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在赵国做人质时娶赵姬生嬴政。而昌平君，很可能还有昌文君，或许就是熊元在秦国娶秦妻所生的儿子。 熊元在秦国做人质时，控制秦国政权的是楚国王族出身的宣太后及其楚系外戚集团。秦昭王是宣太后的长子，他有一半楚系的血统，他的正妻也是从楚国迎娶的。以两国间关系而论，当时，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又是宣太后的母国，熊元是楚国的王太子，他在秦国娶妻，是有关秦楚两国关系的大事，妻家不但应当同他的地位相当，也应当同秦国王室关系密切。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秦昭王当时大约五十四岁，多子女，熊元在咸阳娶秦昭王之女为妻最符合各方面的利益，也合于古代王室间通婚的礼仪秩序。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说法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根据这个推测，由母系入手，将昌平君与秦国王室、与秦始皇的关系做一个梳理，结果如下：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关系，昌平君可能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外孙，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孝文王）的外甥，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子异的表兄弟，秦始皇的表叔。如果是这样的话，昌平君是横跨秦楚两国王室间的人物。以楚国的王系而论，他是楚国的王子，有王位继承权；以秦国的后宫关系而论，他属于宣太后以来一直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也是天生的权贵。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既有资格在楚国的政权中枢活动，也有资格在秦国的政权中枢活动。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随同父亲回到楚国，而是留在秦国，后来长期在秦国政权的中枢活动，成为秦国政坛上非同寻常的政要，这是又有别的原因，又有别的故事了。

3. 被抛弃的母子

公元前263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四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熊元的父亲，第四十代楚王顷襄王熊横年老病重，可能不起。已经在咸阳做了十年人质的王太子熊元得到消息，急于马上回到楚国，看望父亲，处理可能出现不测的后事。然而，他的岳父秦昭王却不愿意马上放他回去。理由嘛，简单明了。秦昭王想借势捞一把，以放熊元回国为条件，要挟楚国，获得实际利益。 熊元到秦国做人质，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以王太子傅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最信赖的亲信，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春申君黄歇。熊元与春申君彻夜商量对策，务求早早归国。当时，秦国的丞相是应侯范雎，深得秦昭王的信任，不但与春申君关系良好，也与熊元关系亲密。于是春申君找到范雎，直接商谈让熊元归国的事情。 谈话中，春申君说：“请问相国是否真的善待我家太子？”范雎回答：“当然如此。”春申君接着说道：“如今楚王恐怕一病不起，秦国不如送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如果被立为王，一定会厚重地善事秦国，也一定会无量地感德相国，如此一来，秦国可以说是得到友好之国楚国的亲近，相国则可以说是在楚国储存了万乘之邦的力量。如果不放太子回去，太子留在秦国，终究不过是咸阳城内一布衣而已。太子不得归，楚国不得不另立太子，心生怨恨必然不会善事秦国。如此一来，不但秦国会失去与友好之国的亲近，相国也将断绝与万乘之邦的协和，这不是贤明的做法，希望相国深思熟虑。” 范雎是出身于魏国的游士，思路敏捷，精明于国事己事的利害。一番话下来，他当即明白，请春申君不用多说了，立即面见秦昭王，将留送熊元的利弊一一呈明，请秦昭王重新计量。秦昭王考虑后说：“让太子傅黄歇先回去看望楚王的病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秦昭王的态度有所软化，但仍然不愿痛痛快快地放熊元归国。春申君是足智多谋的人，他为熊元出主意说：“秦国之所以扣留太子，无非是想从楚国得到好处而已。如今太子尚没有力量满足秦国求利的欲望，在下甚为忧虑。如今的楚国朝中，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如果楚王一旦有不测，太子又不在的话，他们一定会被立为继承人，太子也就不可能即位奉祀宗庙了。以臣下之计，滞留不如亡归，请太子与回国的使者一道，乔装归去，臣下留在这里应对，大不了一死而已。” 于是熊元变更容貌服装，扮作归国使团的车马驭手，一行人马急急奔武关而去。春申君留在熊元的邸宅，假装太子，称病不出。估计太子已经远去而无法追及以后，春申君才到秦宫求见秦昭王，呈明事情原委，说明熊元已经归去，他说：“臣下（黄）歇大罪当死，请求赐死而无怨言。”秦昭王大怒，准备让春申君自杀。应侯范雎劝谏秦昭王说：“黄歇身为人臣，为主公挺身而出，不惜一死，深得主仆之义。太子如果被立为楚王，必定会重用黄歇，与其听其自杀，不如无罪释放他回国，以此显示秦国对于楚国的亲情和厚道。”秦昭王勉强息怒，同意放春申君归国。 平粮台楚顷襄王墓（李开元 摄） 春申君回到楚国继续跟从太子熊元。三个月后，顷襄王去世，熊元如愿继承了王位，是为考烈王。正如范雎所料，黄歇被任命为令尹，也就是楚国的丞相，授予最高的爵位，封为春申君，执掌楚国的国政。 熊元即位以后，昌平君以及他的母亲等人是否回到了楚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从二十五年后昌平君在嫪毐之乱中出现于秦国政坛中枢的情形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后来回到了楚国，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二是他们一直没有回楚国，从此留在了秦国。从当时的种种情况来看，昌平君在秦国更有发展前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战国以来，秦国不断地扩张发展，吸引更广地区的更多人才加入秦国的体制中来，是秦国的基本国策。由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可以了解到，秦国法律明确规定，秦国女性与外国男性所生的子女，其法律地位是秦国人。昌平君生在秦国，虽然他的父亲是楚国人，但是由于他的母亲是秦国人，他在秦国的生活和活动，等同于秦人，不太会有差别和异样感，这是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之所以愿意留在秦国发展的理由之一。更何况他的母亲不是一般的秦人，而是秦国的王女，他是地道的秦国王室宗亲。 昌平君之所以留在秦国并且能够活跃于秦国政坛中心，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的楚国父系出身，使他天生与以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关系亲密，有共同的归属感和利害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过，华阳夫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侄孙女，她的祖父是宣太后的弟弟华阳君，多次出任秦国丞相的权臣。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被立为王太子以前娶华阳夫人为正妻，是出于宣太后的意愿。安国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王太子，正是因为娶了华阳夫人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精心安排。宣太后去世以后，楚系外戚集团的中心转移到华阳夫人身上，她不久将成为王后，安国君的继承人的选取，也将取决于她。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正在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吕不韦为他争取安国君继承人的资格，走的就是华阳夫人的门路。 华阳夫人出身于楚国的王族，她与昌平君的父亲熊元应当是亲属。华阳夫人的丈夫是王太子安国君，昌平君的母亲是安国君的姊妹，华阳夫人就是昌平君的舅母，昌平君是华阳夫人的外甥。换句话说，不管从父系还是从母系来看，昌平君都是华阳夫人的亲属，可谓是亲而又亲。完全可以想象，十年的秦国生活，楚太子熊元一家与秦太子安国君一家，在亲缘和政治关系的双重撮合下，当然是关系亲密。熊元逃亡归国，昌平君留在秦国，没有子女的华阳夫人视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也应当在情理之中。 古代的外戚姻亲政治，有两条基本的原则：其一是确保王位继承人出自本家；其二是由本家推出辅政当权的亲属。这两条基本原则，宛若人的两条腿，车的两个轮子，一个都缺不得。华阳太后接受吕不韦的斡旋，收子异为养子，确定他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实现了第一条原则，事情成了一半。至于另一条原则的实现，事情另一半的成就，从以后的历史上来看，应当就是华阳夫人任用昌平君，由他代表楚系外戚集团出头露面，辅政执政了。那么，昌平君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秦国政坛上的呢？

4. 历史学的探洞调查

昌平君何时开始进入秦国政坛，史书失载。请注意我的用语，“失载”。“失载”，失去记载，本来历史上有其事，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之所以失载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将来会一步步谈到。面对失载，有的史家慎重其事，沉默不语，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宁信其无。我持有另外一种看法，面对失载，宁信其有，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利用间接的史料作合理的推测，积极树立可以作为参照物的标杆，留待将来证明真伪。 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叫作钻探调查。面对情况不明的古墓，选定多个方位就地打洞取样，由此推断古墓的内藏。借助于这种方法的提示，我们不妨尝试在历史学中建立一种选年联事的方法，以此来对昌平君作历史学的钻探调查。 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暴发时，昌平君突然驰骋于秦国政坛的中枢。这件事，就昌平君个人的经历来说，无疑只是冰山露出了一角，久远的根基都在水面之下。用实地考古来比况的话，这件事宛若地面上可见的封土，丰富的内藏都在地下。这时候，为了搞清地下的大概情况，考古学家以封土为中心，每隔一定距离打一个洞，从地下取出样品，再由这些样品来窥探地下的真相。 《编年纪》竹简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共53支简，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的秦国历史。其中一则纪事透露了昌平君的消息。 向考古学家学习，我们以秦王政九年为中心，由此往前逆推，选定几个重要的时点，以这几个时点作为探洞，深入考察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的情况如何。因为是探洞调查，所以我们的目的集中于窥探在这几个时点上昌平君与当时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关系，他的人生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动。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探洞，秦昭王三十五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年）。 这一年，楚太子熊元到秦国做人质，不久娶妻生下昌平君。昌平君的生年，可以这一年为底线，大致定在下一年，即秦昭王三十六年。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异大概是十一岁，生活在咸阳，昌平君与子异之间的年龄差，大约在十岁左右。 第二探洞，秦昭王四十二年、楚顷襄王三十四年（前265年）。 这一年，昌平君七岁，生活在咸阳。子异十七岁，离开咸阳到赵国首都邯郸做质子。前面我们已经谈道，昌平君的母亲是秦昭王的女儿，昌平君是子异的表弟，他们都是秦国的王室宗亲，是同一社交圈子里的人物。他们家庭间的面识交往，在咸阳有七年之久的可能。 第三探洞，秦昭王四十五年、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前一年，熊元亡归楚国，今年即位。昌平君约十岁，留在了秦国。子异二十岁，在邯郸做人质，结识了吕不韦，开始投靠华阳夫人的计划。 第四探洞，秦昭王五十年、楚考烈王六年（前257年）。 子异与吕不韦由邯郸脱逃，回到咸阳，穿着楚服见了华阳夫人，正式做了王太子继承人。当时，子异二十五岁，昌平君约十五岁。由于子异已经成为华阳夫人的养子，与楚系外戚集团结成政治联盟，他与昌平君之间有了直接往来的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亲上加亲，利害一致。此时的嬴政三岁，与母亲一道留在邯郸。 第五探洞，秦昭王五十六年、楚考烈王十二年（前251年）。 嬴政与母亲一道自邯郸回到咸阳。当时，子异三十一岁，昌平君二十一岁，嬴政九岁。从这一年开始，昌平君与表侄嬴政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 第六探洞，秦庄襄王元年、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年）。 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这一年，子异三十三岁，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同时，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楚系外戚集团再次掌控了秦国政权。二十三岁的昌平君，既是华阳太后的侄子，又是秦王的表弟，他在这个时候进入政坛，可谓水到渠成，可能性最大。 第七探洞，秦王政元年、楚考烈王十七年（前246年）。 嬴政即位改元，年仅十四岁，委政于太后与大臣。此时的太后，一共有三位，生母帝太后赵姬，亲祖母夏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三位太后当中，地位最为尊贵，权势最为强大的，是华阳太后。此时的大臣，吕不韦被尊为仲父，继续出任相国。昌平君二十六岁，是幼王的表叔，先帝的臣下，太后的至亲，跻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也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第八探洞，秦王政九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 秦王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嫪毐之乱暴发，三十四岁的辅政大臣昌平君与相国吕不韦和昌文君一道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成为拥立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一功臣。

5. 昌平君的官职是什么？

嫪毐之乱暴发时，昌平君和昌文君与吕不韦一道接受秦王下达的“攻毐令”，领兵镇压叛乱。这件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王知道了嫪毐发动叛乱的消息后，“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这道命令，是秦王命令的略写，接受“攻毐令”的三位大臣，第一位是相国，就是吕不韦，第二位是昌平君，第三位是昌文君。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封号，他们在接受王命时，究竟担当什么官职，史书里没有记载。昌平君是秦始皇的表叔，辅政大臣之一，他在接受秦王诏令时排名第二，地位仅次于相国吕不韦。以秦国的官职而论，大臣中地位仅次于丞相的人，应当是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所以，从地位的排名上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想，嫪毐之乱暴发时，昌平君的官职，有可能是御史大夫。 我们的这个推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得到间接的旁证和支持。这个间接的旁证和支持，就是历史学界研究秦国行政文书的大量成果。 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秦汉帝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严密而完整。诏令的下达，自有制度化的程序，最高政令的发布以各种诏书的形式下达。诏书的发令方，是王或者皇帝；诏书的接受方，第一位是丞相，其次是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曾经下达了著名的“议帝号诏”，下达诏书命令大臣们讨论秦王的名号，最终确立了“皇帝”的称号。这道诏令的下达，就是经由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程序。《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王曰：“……号曰皇帝。他如议。”
这段文字，是秦王诏令的下达和臣下回答的摘录。大意是说，秦统一天下以后，秦王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寡人以渺小的身躯，兴兵讨伐暴乱，有赖于祖宗的神灵，六国国王都俯首服罪，天下大定。现在如果不变更称号，则不能彰显成功，流传后世。希望议定帝号。”经过慎重议论以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代表群臣回复秦王，建议采用“泰皇”的称号，最后由嬴政改定为“皇帝”。 秦王的诏书，下达的对象是“丞相”和“御史”。当时的丞相有两位，是隗状和王绾，具体是哪一位呢？由回答来看，直接受令接诏的正是王绾。御史，是御史大夫的略写，当时的御史大夫是冯劫，他也是受令接诏的大臣。诏令由秦王下达丞相、御史大夫的程序，井然有序，清楚明了。 这种程序，不但有文献证明，也得到出土文物的印证，通行于秦汉时代。比如在《汉书》和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制诏相国（丞相）、御史（大夫）”，就是诏令下达中常常见到的形式。以此推论，嫪毐之乱暴发时，秦王诏令的下达也应当走同样的程序。按照这个程序，排名在相国吕不韦后面接受诏令的大臣，有可能就是御史大夫。 通过以上的追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昌平君的特殊身份，他一直居于秦国政坛的主流当中。他一方面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楚系外戚集团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子异和嬴政的至亲，与子异和嬴政都有多年的交往，他不管是与华阳太后还是与嬴政父子，在政治利益上都完全一致。从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昌平君在二十三岁时，伴随子异即位开始登上政坛。二十六岁时，因为嬴政幼年即位而跻身于被委以国政的大臣之列。三十四岁时，他身为辅政大臣，以御史大夫的官职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拥立嬴政顺利亲政，声望和实力都到达高峰。 昌平君从出生到三十四岁的情况清楚以后，我们的追踪调查，就可以回到本案的开头，回到疑案的破解上来了。本节是一桩追查“谁是丞相？”的人事案件，案件缘起于吕不韦免相以后秦国丞相不知是谁的状况。 吕不韦免相，是在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平定以后，在追究责任的调查中，吕不韦与帝太后、嫪毐的特殊关系暴露，受牵连被罢免相国之职，贬斥出京。国家不可一日无相，新丞相的任命，当然必须马上决定。这个时候，昌平君三十五岁，是先帝时代留下的辅政大臣，官职仅次于相国的御史大夫，他又是秦王的表叔，华阳太后的侄子，平定嫪毐之乱的第一功臣，由他来接任丞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昌平君出任丞相的事情，《史记索隐》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史记索隐》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攻毐令”条下说：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
这条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昌平君曾经被“立以为相”，就是出任秦国的丞相。至于昌平君是什么时候被立为丞相的，《史记索隐》没有交代。现在，我们根据上述调查的结果，大体可以合理地推定，昌平君出任秦国丞相，应当在秦王政十年，他接替被罢免的相国吕不韦，成为辅佐秦王嬴政的第二位丞相。 （二）铜戈的秘密

1. 发现铜戈

昌平君是一位活跃于秦楚两国政坛的神秘人物，通过我们的追踪调查，他前半生的身世，已经大致清楚了。 昌平君出生于秦国，父亲是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国王太子熊元，也就是后来的考烈王，母亲可能是秦昭王的女儿。昌平君是庄襄王嬴异的表弟，秦王嬴政的表叔，而华阳夫人则是他的姑母。伴随庄襄王的即位，昌平君登上了秦国政坛，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他是接受委政的大臣之一。秦王政九年，嫪毐之乱暴发，昌平君官居御史大夫，受命领军平定叛乱，成为拥立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一功臣，声望和权势都达到高峰。秦王政十年，他接替被罢免的相国吕不韦，成为辅佐秦王嬴政的第二任丞相。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历史啊历史，你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始终对我们保密，不愿意把真相向我们披露？我们究竟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也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真实的消息。1982年，一批废铜烂铁从河北省蓟县运到天津，将要被回炉销熔。天津市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这批废品中拣选出一件残破的铜戈，在这件铜戈的一面上发现有细如毫发的三行铭文，放大镜下，一共有十七个字：
十七年，丞相启、状 造，郃阳 嘉，丞兼，库，工邪
根据专家们的鉴定，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兵器。类似有铭文的兵器，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这件铜戈上的文字，当然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做出了相当确切的释读。今天，我们都来向专家们学习，一起来继续解读铜戈上的文字。 首先来看“十七年”三个字。这是标记产品生产年的数字。古代各国，多以国王在位的年数纪年，铜戈上的“十七年”，是该铜戈制造时在位的王，也就是史书中不时见到的“今上”的第十七年，至于这位“今上”究竟是哪一位秦王，当时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到了今天，就变成了谁都不知道的秘密，成了有待破解的历史疑案，也成了有待考证的历史学上的问题了。这样说来，历史学上的问题，多是时间给我们制造的麻烦。这三个字告诉我们，该铜戈铸造于某位秦王在位的十七年，至于是哪位秦王，有待考证。 “丞相”，秦国政府的首席大臣，是监督该兵器制造的最高责任者。“启”和“状”，人名，某秦王十七年制造铜戈时，两位出任丞相的人的名字。 “造”，制造。“郃阳”，县名，该铜戈的制造地，当时属于秦国首都内史地区，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南。 “嘉”，负责铸造该兵器的工师的名字。 “丞兼”，丞，副工师；兼，副工师的名字。 “库”，库，保管该武器的仓库；，该仓库负责人的名字。 “工邪”，工，铸造该铜戈的工匠；邪，工匠的名字。 俗话说，一叶知秋。以这件铜戈为例，我们可以大体看出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每一件重要的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在产品上实名记录。这种制度，古代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产品的行踪，在各个环节确立责任，不可不谓是一种相当严格而先进的产品监管制度。 现代人自大狂妄，常常低估古人的智慧，眼前的这种古代制度，可能比我们今天的产品监管制度更加严格，大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还是回到文物考古的追查，历史疑案的侦破中来，考察丞相启和状这两位人物，他们究竟是谁？

2. 你买哪一站票？

历史学是时间的学问，历史学上的问题和疑案，多是时间制造出来的麻烦。在当时不是问题的事情，到了今天就成了难题。就像这件铜戈上的“十七年”，究竟是哪一位秦王的“十七年”？丞相启和状，当年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名人，总理大臣一类，家喻户晓，只因为在时间里浸泡久了，褪了颜色，变了形状，就认不出来了。我常常在想，如果时间列车制造成功了，带着疑问坐上去，到历史中去走访走访，不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吗？ 又仔细想了一想，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坐车要买票，售票处的电光板上显示出大大小小的站名，从民国、清朝、明朝、宋唐，一直到汉秦周商，你买哪一站？这件铜戈，我们只知道是秦国的，当然买秦代这一大站了。不过，秦国的历史将近六百年，国君有三十六代之多，秦代的大站之下，还有无数的中等车站和更小的小站，你在哪里下？总不能站站都下来吧，你必须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个判断和选择，涉及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一门基本学问，或者叫作基本功，称作年代学，也叫断代。 以这件铜戈为例，我们怎么来断代呢？ 专家们将这件新发现的铜戈，与已经肯定是秦代文物的众多铜戈相比较，根据它们在形状、材质、文字诸种方面都相似的特点，推断出这件铜戈也是秦代的。这种方法，考古学中叫作类型学，思路是类比和类推。大体上是以某一件已经明确年代的物品作标准，将其他没有明确年代的类似物品拿来作比较，根据类型相近的程度推定年代的远近。我们在历史车站确定买大站秦代的车票，就是根据这个方法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考古专家们根据多年的经验做出来的，相当可信。 确定大站秦代以后，我们必须进一步确定中间站，这件铜戈究竟是六百年秦代历史中的哪一段，三十六代秦国国君中的哪一代？ 我们首先来看铜戈上的“丞相”两个字。丞相，是官名，秦代官僚的顶尖，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官职，不是天生就有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设置不同的官职。官职有其沿革和历史，这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基础学问，叫作官制研究。丞相是秦国的官名，秦国最初设置丞相，是在秦武王二年。秦武王是秦国的第三十代王，秦武王二年，相当于公元前309年，这一年以前，秦国是没有丞相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件铜戈，是秦武王二年以后的产品，启和状这两位人物，是在秦武王二年以后出任丞相的人。 这个结果，用年代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确定了这件器物时间断代的上限。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对称的世界，正如你有了左手，还有右手，既然推定了上限，当然也就应该去推定下限了。秦国灭亡于公元前206年，这一年，末代秦王嬴婴率领百官投降了刘邦，秦国的历史终结。毫无疑问，这件铜戈时间断代的下限就是秦国灭亡的这一年。 有了这样的结果以后，我们在历史车站买票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买一张从秦王嬴婴到秦武王二年的票了。不过，从秦王嬴婴投降的公元前206年到秦武王二年的公元前309年，一百零三年间共有七代秦王。七代秦王七个站，你买哪一站？还得动脑筋。历史学家又来给你当顾问，他建议你说，不要急，拿张纸拿支笔，先把这七个站排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于是，我们列出下面这张表来： 有了这张表以后，你知道应该买哪一站的票了吗？换句话说，你该知道铜戈是在哪一代秦王在位期间生产的，启和状是哪一位秦王的丞相了吧？有没有人马上回答得出来？如果没有，我提示一下，请大家注意“在位年数”。四年、五十六年、一年、三年、三十七年、三年、四十六天，在这些数字后面，就隐藏着铜戈断代的秘密。 我们再回到铜戈上来，铜戈铭文的前三个字是“十七年”。前面已经说过，“十七年”这三个字的意思，是某位秦王在位纪年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说，这位秦王在位的年数，应当在十七年以上。有了十七年这个数字以后，我们再来看表里的“在位年数”一栏，找一找七位秦王中在位年数超过十七年的有几位。结果很明确，只有两位，一位是秦昭王，一位是秦始皇。 这个时候，我再问大家买票的事，大家大概就不会犹豫了，买秦昭王站或者是秦始皇站。也就是说，这件铜戈，只能是秦昭王时代或者是秦始皇时代的产品，启和状也只能是这两位王的丞相。这样一来，我们的搜索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我们买票花的钱也就可以节约了。这个方法，规范的说法叫作逐次逼近，通俗的说法叫作收紧包围网。 顺着时间来继续追查，秦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六年。这件铜戈会不会是秦昭王十七年的产品，启和状会不会是秦昭王的两位丞相呢？考察史书的记载，秦昭王十七年时，出任相国的人是穰侯魏冄（冉）。这位魏冄，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他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异父弟弟，秦昭王的舅舅，长期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的中心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他立了传，对他在促使秦国强大的过程中的功绩，大为称赞。魏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功高震主，受到的非议也不少，他与昌平君极为类似，可以相互参照的地方很多，在本书的谜底中，我们会专门谈到他。 在出土文物里，有不少由魏冄领衔监造的铜戈，比如传世的“十四年相邦冉戈”，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二十一年相邦冉戈”等。铭文的“十四年”和“二十一年”，就是秦昭王十四年和二十一年；“相邦”，就是相国，地位略尊贵于丞相；“冉”，就是相国魏冄的名字。在秦国历史上，相国只有一人，丞相或者一人，或者由二人承担，分为左丞相和右丞相，没有同时置相国又有左右丞相的事例。从而，启和状这两位人物，不应当在魏冄为相国的时候出任丞相，他们不是秦昭王时代的人，这件铜戈也不是秦昭王时代的产品。 排除了秦昭王十七年的可能性后，这件铜戈的制造年就只能是秦王政十七年，“启”和“状”应当是秦王政十七年出任丞相的两位人物。

3. 破解“丞相状”

有了这个线索以后，我们的搜查工作就可以进入收网阶段了。 查阅史书，秦王嬴政即位以后，第一位出任丞相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吕不韦。他在嬴政的父亲庄襄王时代一直担任丞相，嬴政即位以后继续留任。庄襄王在位三年，吕不韦做了三年丞相。庄襄王去世以后，吕不韦从秦王政元年开始，被尊为相国，又担任丞相职务长达十年之久。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受嫪毐之乱牵连被免去相国一职。此后，谁接替他出任丞相，史书上没有记载，出现了十六年的空白。 经过十六年的空白以后，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国丞相的名字才再一次出现在出土文物之上。这件文物叫作“始皇诏铜方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刻有铭文如下：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我们先来解释前半句。廿六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统一天下，秦王嬴政称皇帝。诸侯，指楚、齐、燕、韩、赵、魏等各国。黔首，指老百姓。黔是黑色，首是头部，人用黑色头巾缠头，称为“黔首”。秦从这一年开始，正式称民为“黔首”。前半句话是说，二十六年，皇帝统一天下，各国万民终于获得安定，立尊号为皇帝。 秦代铜量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度量衡。这两件铜量均为当年统一量器的标准器具，外壁均刻有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 秦半两钱及钱范 兼并六国后，秦始皇统一了货币，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即重24两；以圆形方孔的青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即重12铢。 我们再来解释后半句。诏，下达诏书。状、绾，接受诏书的两位丞相的名字。法度量，规范度量衡。则不壹，将不一致的统一起来。嫌疑者皆明壹之，有疑难的都使其明确。这句话是说，于是皇帝诏令丞相状和丞相绾，规范度量衡，凡是不一致的都加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都予以明确。 这个诏书，我们简称为“二十六年度量衡诏”，刻在统一后使用的升、权、量等各种量器和衡器上，是秦帝国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文件。 这个诏书上的丞相状，姓隗名状；丞相绾，姓王名绾。他们的姓名，是见于史书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第二次巡游天下，曾经在琅琊山（今山东胶南）刻石颂扬其统一天下的功绩。在琅琊石刻上，随行大臣们的名字都被刻上去了，隗状和王绾这两位丞相的名字也在其中，丞相隗状排名在前，当是右丞相，丞相王绾排名在后，当是左丞相，同“始皇诏铜方升”的排名顺序是一致的。 追踪调查到这里，我请问大家，“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面的“丞相状”究竟是谁，应当是可以推想得到了吧？ 毫无疑问，“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面的“丞相状”，就是二十六年“始皇诏铜方升”上面的“丞相状”，他们应是同一个人，就是隗状。隗状在秦王政十七年时已经担任着丞相，因为排名在丞相“启”后，当是左丞相。到秦始皇二十六年时，他已经排名在前，担任右丞相，直到二十八年还在任上。想来，他担任丞相的时间，至少在十一年以上，算是一位老资格的总理大臣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总理大臣不明的历史，由此被填补了一半。 琅琊石刻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在琅琊山（今山东胶南）刻石颂扬自己统一中国的功绩。刻辞全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 “丞相状”是丞相隗状的情况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将见于文献和文物，在秦始皇在位期间担当过丞相（包括相国）的人排列如下： 通过这张表的排序，我们可以看出：在始皇帝在位的三十七年间，出任丞相者至少有七个人，他们分别是吕不韦、昌平君、□启、隗状、王绾、冯去疾和李斯。七位丞相当中，五位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有名有姓。 第二任丞相昌平君，是我们根据《史记索隐》的史料补上去的。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熊元的儿子，他应当姓熊，不知道名。第三任丞相“丞相启”是我们根据铜戈的铭文补上去的，不知道姓。昌平君在秦王政十年开始出任丞相，秦王政十七年启在丞相任上，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昌平君熊□与丞相□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4. 填补历史的空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学是有关时间的学问，历史学上的问题和疑案，多是时间制造出来的麻烦。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上面这张表，请大家注意时间问题，注意秦始皇的这五位丞相任期的长短：他们出任丞相一职，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为了便于大家考察起见，我们将上面的表稍加改动，制成一张新表如下： 吕不韦从秦王政元年到十年，担任丞相达十年之久。隗状担任丞相的时间，如果从秦王政十七年起算，到二十八年，至少在十一年以上，如果到三十三年的话，就在十六年以上。王绾担任丞相的时间，如果从二十六年起算，到二十八年的话，最少在两年以上，如果到三十三年的话，就在七年以上。冯去疾和李斯，在始皇帝在世时，至少担任了三年右、左丞相，二世即位第二年均被赵高陷害诛杀，通算下来，至少也做了五年丞相。 由此看来，在秦始皇时代，丞相的任期都比较长，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政治稳定，君臣关系和谐，吏治有连续性，这都是以前被我们忽视，或者是视而不见的地方，原因出在历代对秦和秦始皇的偏见。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将来有机会再说。话题还是回到昌平君与丞相启的关联上来。 昌平君于秦王政十年接替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的任期到什么时候，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由秦始皇时代吏治稳定、丞相久任的通例来看，他的任期也应当比较长。至于长到什么时候，《史记索隐》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史记索隐》说：“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这条材料中的郢，又称郢陈，是地名，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由此看来，昌平君长期在首都咸阳辅佐秦王，他担任丞相的职务，应当一直到被迁徙到郢陈以前。也就是说，昌平君从秦王政十年出任丞相到秦王政二十一年被免相迁徙出京，一共做了十一年丞相。如果我们的这个推测无误的话，秦王政十七年，昌平君正在丞相任上，所以，“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上的“丞相启”，无疑就是昌平君了，他的姓名，应当叫作熊启。 我曾经感叹，历史是消逝远去的往事，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存在。当今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历史，是因为往事留下了信息。往事的信息，特别是久远的古代的信息，少而又少，乱而又乱，使我们难以窥探到古史的真相。幸运的是，不时有不可思议的遗物，实实在在地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遗物既属于当今，可以把玩触摸，又属于过去，可以牵连回想，将最为真实可靠的信息，传达给我们。 今日淮阳（李开元 摄） 淮阳故城墙遗址（李开元 摄） 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领二十万秦军攻楚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郢陈地区（今淮阳）发生了反秦叛乱，反叛者就是后来的末代楚王——昌平君熊启。 由于“十七年丞相启状戈”的出现和破解，昌平君这位秦国历史上神秘人物的人生，终于从历史的黑洞中浮现了出来。我们再一次补充他的人生经历，更加完整地列表如下： 有了这样一张履历表以后，昌平君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一生大概是清楚了。不过，疑案的追查到此并没有结束，请大家关注上表的最后一项。 到了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已经四十六岁，他以秦王表叔、平叛功臣的身份出任丞相十一年之久，辅佐秦王统一天下，先后攻灭韩国（十七年）、赵国（十九年）和燕国（二十一年），可谓功高位重，权倾一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被秦王嬴政免相出京，迁徙到秦楚交界的楚国旧都郢陈去了呢？到了郢陈以后的他，命运又将如何呢？ 历史密码的破解一环扣着一环，旧疑案的解决又引出了新的疑案，我们不得不继续跟踪追击。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三）丞相的反叛

1. 挖出历史来

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始皇的表叔，位高权重、出任丞相达十一年之久的昌平君熊启，突然被迁徙到秦楚两国边界的郢陈。他为什么被迁徙到郢陈，他与秦王嬴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史书失载，这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 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的事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共只有六个字：“昌平君徙于郢。”简略而不详的纪事，文字上并没有特别难解的地方。徙，迁徙。郢，地名。这里的郢，指的是郢陈，故址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这条记载说，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被迁徙到了郢陈。 郢陈这个地方，从前是陈国的国都，楚国灭掉了陈国以后，曾经将首都迁到这里，于是被称为郢陈。昌平君被迁徙到这里以前，郢陈已经被秦军占领，改称为陈县，属于秦国的领土，地处秦国和楚国的交界地区。那么，昌平君为什么会被迁徙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 昌平君被迁徙以前，是秦国的丞相；他的迁徙路线，是从咸阳到郢陈。咸阳是秦国的首都，郢陈是秦国的边地，由首都到边地，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特殊的事情一时性前往，则常常意味着贬斥和失意。大家再看看史料中的“徙”字，古文中“徙”字的本义流放到边远地区去服役，带有贬意。如果是不带贬斥义的用语，就应当用“之”，将这条纪事写作“昌平君之郢”。如此解读下来，事情就步步深入了。看来，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不是一般性的外出，而是受到了贬斥，他是被免相出京了。 免相出京的昌平君，他为什么受到贬斥，他为什么会被贬斥到郢陈这个地方来？他来到郢陈以后，又有些什么作为和行动呢？史书都没有记载。面对如此情况，历史学家是否只能望洋兴叹，而史书上又再添一桩未解的历史疑案呢？ 真是苍天有眼，历史不灭，两千多年后，历史的黑洞再一次有火山喷发。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多座秦国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十一号的墓，是秦王政时代一位地方官员的墓葬。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被称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竹简中有一份关于墓主生平的履历书，用编年纪事的形式写成，被称为《编年记》。在这份《编年记》中，昌平君的大名赫然出现，昌平君为什么被迁徙到郢陈的历史疑案，也由此隐隐透露出破解的线索来。 在《编年记》中，有两条与昌平君迁徙相关的记载：
一、廿年，韩王居□山。 二、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
我们首先来对第一条纪事作字面的解释。“廿年”，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残缺不可读的字。“□山”这两个字连读，当为地名，韩王居处的地方。这段文字说，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居住于□山这个地方。那么，这段文字中的韩王是谁呢？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王政十七年，秦军攻陷了韩国首都新郑，韩王韩安被俘虏，韩国灭亡。竹简上的韩王，正是这位韩王韩安。秦灭韩以后，对于被俘的韩王韩安究竟作何处理，他被俘后的命运如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枚竹简，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看来，韩安被俘以后，秦国政府并没有杀害他，而是将他迁徙到了“□山”这个地方居住。遗憾的是，由于缺字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山”在哪里。 我们再来解读第二条纪事。“廿一年”，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有死□属”的□，残缺不可读的字，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认为，这个缺字可能是“士”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文字就可以复原成“有死士属”。“死士”，就是敢死之士，就是勇士。属，跟随。这段文字说，秦王政二十一年，韩王安死去了。昌平君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有敢死之士跟随。 韩王安死去的事情，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竹简的出土，又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韩王安死了以后，昌平君来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并且有“死士”跟随。昌平君的事情，有如此的牵连曲折，也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可以说大大地补充了历史。 不过，事情都是两面，新出土的竹简，一方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解答了历史上留下的疑难；另一方面，出土的竹简本身有不能释读的文字，同时，解读出来的新的史实，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制造出新的谜团。韩王安的居处之地“□山”在哪里？韩王安为什么死去？昌平君为什么会在韩王安死去的同时，随即来到他死去的地方“居处”，那些跟随昌平君的“死士”又是些什么人？凡此种种，宛若连环套般的谜团，解开一环以后，又引出了更多未解的环扣。 为了继续求解，我们必须对竹简中无法看清的地名“□山”作出合理的解释，搞清楚“□山”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呢？

2. “□山”在哪里？

竹简上的“□山”，是韩王安居处的地名，这已经是专家们的共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山”的地理位置，是在旧韩国境内，还是在秦国本土，是在偏僻的高山，还是在都市的近旁？这个地理问题，关系到秦国对于韩王安如何处置，是千里流放，还是就近安置？这个地理问题，也关系到韩王安的死亡问题，他为什么死亡，他死在哪里？这个地理问题，也关系到昌平君的迁徙问题，他为什么被迁徙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还有敢死之士跟随？凡此种种，都与“□山”这个地名有关，不首先找到“□山”的位置所在，我们将无法继续追查疑案。 遗憾的是，由于“□山”的“□”已经无法辨认，仅仅根据竹简文字已经无法破解，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为了确定“□山”究竟在哪里，我们再来看看秦简《编年记》的这两条史料，这一次，请完全集中于地理的角度：
廿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士］属。
韩王安被秦军俘虏，是在秦王政十七年；被俘的地方，是在韩国的首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由竹简的文字可以知道，三年以后，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年，他被秦国政府徙居到“□山”，次年死去；他死去的地方，也应当就在“□山”。同年，昌平君由首都咸阳徙居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应当是“□山”。由此，我们可以清理出韩王安和昌平君这两个人的两条移动线索。韩王安由新郑到“□山”，昌平君由咸阳到“□山”。“□山”，成了他们移动路线的交会点。韩王安来到这里，死在这里。他死之后，昌平君又来到这里。这个“□山”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既安置了亡国的韩国国王，又接受了被贬斥的秦国丞相？ 追踪调查到了这里，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整理昌平君的履历书的时候曾经提到，昌平君四十六岁的时候免相出京，被迁徙到了楚国的旧都郢陈。我们本次讲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关于昌平君的这次迁徙，《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二十一年……昌平君徙于郢。
将这条纪事，与上面的秦简《编年记》二十一年的纪事，也就是昌平君被迁徙到韩王安死处的记载两相对照，毫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是同一事情的不同记载，昌平君的迁徙地郢，与韩王安的居处地和死去地“□山”，都在同一个地区。前面已经讲过，“昌平君徙于郢”这条史料中的郢，是指曾经做过楚国首都的郢陈，也就是秦国的陈县，地址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而“□山”呢？应当是郢陈属下的某一地名。 “□山”在郢陈的地理关系明确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填补秦简《大事记》的记载如下：
廿年，韩王居（郢陈）□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郢陈□山），有死［士］属。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打开地图，来具体地考察韩王安的迁徙路线新郑—郢陈□山和昌平君的迁徙路线咸阳—郢陈□山的大体走向了。郢陈，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新郑，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郑市。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远，直线距离大约一百公里，可以说是相邻地区。新郑地处豫西山地和豫东平原的分界处，是南北交通的要道。郢陈，是交通东西南北的枢纽，连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鸿沟就流经这里。战国时代，新郑—郢陈之间，是连接韩国和楚国的要道，这个时候都已经被秦军攻占，成为秦国的领土。 韩王安由新郑迁徙到郢陈，是由韩国旧都迁居到了楚国旧都，是被迁离了祖国旧地，但是移动的距离很近，可以说是就近迁居。昌平君由咸阳迁徙到郢陈，是由秦国首都迁居到了楚国旧都，因为他是楚国人，所以说是迁回了祖国旧地，但是昌平君徙于郢，移动的距离很远，而且有敢死之士跟随。这两次迁徙，一近一远，一是去国离乡，一是离京归国，归结处都在郢陈，实在是有些耐人寻味，不同寻常。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两次不同寻常的迁徙呢？ 请大家一起来联想，韩王安是韩国的国王，昌平君是秦国的丞相，迁徙这样两位大人物的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秦王嬴政。秦王嬴政为什么会做出这两项不同寻常的决定，这两项不同寻常的决定又为什么都会归结到楚国旧都郢陈这个地方？看来，“□山”地理问题的解决，又引发了新的疑问。这些新的疑问，仅仅依靠对于文献和出土史料的分别解读，是无法完成的，我们必须求助于新的解读方法，或者说，我们必须导入新的破案工具。 那么，这个新的破案工具是什么呢？我们又将如何使用新的破案工具来破案呢？

3. 混合洗牌

在导入这个新工具以前，我先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英语单词，game。Game，是英语的常用词，意义非常丰富，翻译成中文，有游戏、竞技、赛局等意义。古代史研究，古代疑案的破解，与玩game有很相通的地方。世上的种种game当中，扑克牌game极为有趣，可谓变化无穷。 今天，我就借用扑克牌game的玩法，将一件件史料写在一张张纸牌上，洗牌后用种种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目的嘛，只有一个，希望由同样张数的纸牌，尽可能做出更多的组合来。换句话说，希望用同样史料的不同组合，解读出更多的史实来。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导入的新工具：史料的game组合。这种方法行不行呢？不妨来试一试。 我在前面说到，由于新史料的出土，历史学家对韩王安和昌平君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了解，可以说是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韩王安是韩国的故王，韩国被秦国灭亡，他成了俘虏被迁徙到郢陈看管以后，他的动向牵动着韩国的故土故民，史料中有关韩王安的记载，必须放在秦国与韩国的关系中来解读。昌平君是秦王嬴政的丞相，他与秦王嬴政关系密切，史料中有关他的记载，首先必须放在秦国的国内政局中来解读。昌平君又是楚国的王子，史料中有关他的记载，还必须放在秦国和楚国的关系中来解读。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我在《史记·秦本纪》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有关韩王安和昌平君的纪事中，抽取秦王政二十年和二十一年的事情，将已经探明的地名补入，单独制作成五张扑克牌，然后混合洗牌，重新编排如下： 牌1 二十年韩王安徙居（郢陈）□山。（秦简《编年记》） 牌2 二十一年新郑发生反秦叛乱。（《史记·秦始皇本纪》） 牌3 二十一年韩王安死（于郢陈□山）。（秦简《编年记》） 牌4 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居韩王安死处（郢陈□山），有敢死之士跟随。（秦简《编年记》） 牌5 二十一年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料如此重新洗牌排列以后，最初看似没有关联的孤立的历史事件，大致可以看出某种隐约的联系来了。一些湮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由此复原出来。为了便于解读，请按照指示出牌。 请你打出牌1和牌2，组合起来看。秦王政二十年，已经做了三年俘虏的韩王安被秦政府迁徙到郢陈□山这个地方居住。第二年，新郑发生叛乱。这次叛乱，是由亡国后的韩国人民所发动的大规模反秦叛乱。这两件事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我们来看看。 秦灭六国，韩国是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当时，韩国国小力弱，早已成为秦国的属国。秦王政十七年，当强大的秦军压境时，韩国无力抵抗，秦军不费吹灰之力灭掉了韩国。灭韩以后，秦国对韩王和韩国贵族作了宽大处置，韩国贵族都没有受到诛杀迁徙，他们的生命都受到保护，财产都予以保留。这一点，从张良家的境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张良出身韩国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一共辅佐过五位韩王，长期出任丞相。韩亡以后，他一家继续居留于故乡，家中有家奴三百人和大量财产，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并没有被秦军没收。 对于被俘的韩王安，秦军没有诛杀，也没有流放，而是让他继续居留在新郑附近，给予宽厚的待遇。秦国的这种做法，一方面以此怀柔韩国遗民，一方面也是对其他国家的君王示以姿态，减少抵抗的阻力。这种做法，用现代的事情来比喻的话，相当于统战政策。 三年以后，秦政府将韩王安从新郑迁徙到郢陈□山。秦政府为什么要将韩王安迁徙到郢陈，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这件事前后的局势作合理的推测。秦王政十七年，秦军灭韩，十八年攻破赵国首都邯郸，秦灭六国的战争步伐加快了。二十年，中国历史上一件有名的事件发生，这就是燕国太子姬丹派遣勇士荆轲刺杀秦王。荆轲刺秦王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从心理上深刻地影响了秦王嬴政。他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重大的刺激，从此戒备诸侯各国的人，特别是对诸侯各国的王室贵族加深了仇恨，加重了报复。就在荆轲行刺失败的当年，秦王命令秦军对燕国实行报复性攻击。次年，秦军攻克燕国的首都蓟城（今北京）。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秦军对燕国的贵族进行了相当严酷的诛杀。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秦王嬴政修正了灭韩时实行的宽大政策，做出了将韩王安迁徙的决定。他命令将韩王安迁离韩国本土，割断他和韩国人之间的联系，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同时，由于韩国毕竟不同于燕国，并没有对秦国作殊死的抵抗，秦王也就没有将他迁徙到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而是将他就近迁徙到郢陈，在日渐严厉的处置中留下了温和的余地。然而，事情的发展与秦王的预料相反。秦灭韩以后，韩国人民反抗秦国、复兴祖国的愿望并没有消亡，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地下的抵抗。韩王安被迁徙的事情，反而成了韩国人反秦活动由地下到地上、由隐蔽到公开的导火线。就在韩王安被迁徙的次年，新郑暴发了大规模的反秦叛乱。 以上，就是我们组合牌1和牌2，作出的新的历史解读。

4. 打出后三张牌

看来，牌1和牌2的组合，表面文字简单，事情后面的背景却相当复杂，有了上面的解读以后，再请你打出牌3。于是，我们接着牌1和牌2的背景，顺着牌序往下看。
牌3.二十一年韩王安死（于郢陈□山）。（秦简《编年记》）
韩国人在旧都新郑起义，目的是复活韩国。复活韩国，必然要拥立韩王。韩王安被软禁在不远的郢陈，处在秦军的看管下。新郑反秦后，起义的韩国军民一定会拥立韩王安作为复国的象征和号召，他们一定会有夺还韩王安的计划和行动。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次起义的详细过程，我们仅仅知道结果，起义被秦军镇压，韩王安受牵连死去。推想过去，韩王安之死有两种可能：一、他可能卷入了叛乱，死于抗秦的军事活动中；二、更大的可能是，韩王安是秦政府的重要俘虏，是被严密看管起来的，当新郑发生大规模的叛乱以后，为了断绝叛乱者利用他复国的希望，秦王嬴政下令处死了他。 韩王安死于郢陈，是受到新郑之乱的牵连，由此看来，新郑之乱已经波及相邻的郢陈地区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昌平君来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到，昌平君这个时候到郢陈来，与新郑之乱和韩王安之死，会不会有关系呢？为了究明真相，请打出牌4和牌5。
牌4.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居韩王安死处（郢陈□山），有敢死之士跟随。（秦简《编年记》） 牌5.二十一年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两张牌，记述的是同一件事情，详略稍有不同，我们合起来作统一的解释。先解释当时郢陈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郢陈，曾经是楚国的首都，被秦军攻陷后，一直是反秦的热土，不仅楚国旧民反叛不断，各国的反秦亡命人士也纷纷会聚到这里。比如张良，他在韩国灭亡后，曾经来这里活动。又如后来反秦称王的游侠张耳和他的朋友陈余，他们在魏国灭亡后，逃到这里潜藏。秦末之乱，陈胜吴广起义以后，他们所建立的张楚政权的首都就建在这里。这些虽然都是稍后的事情，却明确地反映了郢陈地区楚国旧民的反秦传统，不但根深蒂固，而且首尾一贯。所以，当新郑叛乱波及郢陈以后，如何安抚该地区蠢蠢欲动的楚人，就成了秦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昌平君是秦国的丞相，又是楚国的公子，具有秦楚两国王室贵戚的双重背景，他不但在秦国政权有相当的权势，他对楚国的政局和楚国的军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韩王安被处死、郢陈地区动荡不安的时候，秦王嬴政做出了让昌平君前往的决定，命令他出京到郢陈镇守，一方面主持处理新郑之乱和韩王安之死的后事，一方面安抚郢陈地区不安易动的楚国人。 上述的解读，主要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研究做出来的。田余庆先生的这个看法，从秦王嬴政积极处置新郑之乱事件和安抚郢陈地区的楚国人的角度着眼，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田余庆先生得出上述看法的时候，昌平君的前半生尚不清楚。在昌平君的前半生有了眉目的今天，我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补充。 前面已经谈道，身为丞相的昌平君出京到郢陈一事，本身具有被免相贬斥的消极意义。牌4中说他来到郢陈□山时，有敢死之士跟随。对这些敢死之士的身份，可以有两种解释。如果解释跟随的“随（属）”是依附跟随，他们就是昌平君带来的亲近随从；如果解释跟随的“随（属）”是受命跟随，他们就是受秦王之命监视昌平君的人。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昌平君出京到郢陈来，在安抚楚国旧民的表面理由之外，可能还有更为深沉的背景，可能还有更为重大的原因隐藏在事件的背后。 那么，这个更为深沉的背景，这个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追踪调查。

5. 一箭双雕

为了破解这个谜语，我打出一张新的牌来，这张牌，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另一条纪事：
牌6.二十一年王翦谢病老归。（《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条纪事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军大将王翦因病免职，告老还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如何解读这张牌呢？ 前面已经谈道，新郑之乱、韩王安之死、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这三件历史事件，都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一年，这三件事情，环环关联。大将王翦称病告老还乡，也发生在这一年。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件事情，会不会也是在关联的环节上呢？不妨来追查一下。 关于这件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过于简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有详细的叙述。事情的大要如下： 王翦，内史频阳（今陕西富平）人，与白起齐名的秦军名将。秦王政时代，王翦多次出任秦军大将，统领秦军征讨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王翦一家三代为将，儿子王贲、孙子王离先后也都成为秦军的名将，名重天下。老将王翦，可谓是秦国军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秦王政二十年，燕国太子姬丹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事情失败，嬴政命令秦军进攻燕国，大破燕军，统领秦军的大将，就是王翦。王翦主持的这次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秦军攻克了燕国首都蓟城（今北京）。 在这场战争中，王翦的部下，少年将军李信作战勇敢，在众多秦军将领中脱颖而出。李信领军深入穷追，击杀燕国太子姬丹，将姬丹的首级呈送秦王嬴政。姬丹是策划荆轲行刺的主谋，是嬴政志在必得的仇敌，李信的功绩，大得嬴政的赏识。 进攻燕国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秦军班师回国，一边休整，一边开始筹划新的军事计划。当时，韩国已经被攻灭，赵国的首都邯郸也已经被攻占。如今，燕国首都也被攻占，秦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锁定在楚国。这个时候，围绕着进攻楚国的军事计划，秦国朝廷出现了意见分歧。 秦王嬴政以为，已经衰弱的楚国不堪一击，可以速战轻取。嬴政做出这个判断，自有他的根据。原来，就在王翦统领秦军主力进攻燕国的同时，王翦的儿子王贲统领另外一支秦军，对楚国作了试探性的攻击，结果胜利而归，似乎显示了灭楚并不困难。 在朝廷会议上，秦王嬴政意气风发，与诸位大臣将军们开怀纵论，意欲一举灭楚统一天下。嬴政特意问李信说：“寡人准备攻取楚国，以李将军度量，需要动用多少军队？”李信年轻气盛，正在凯旋的风头上，当即表示：“只要二十万。”嬴政又问王翦：“王将军您看呢？”王翦慎重考虑后，回答说：“非六十万人不可。” 六十万人，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相当于全国所能够动员的野战军的总数。王翦要用六十万人，表明王翦认为，攻灭楚国相当艰难，必须倾举国之力，实行总动员，才有成功的可能。满怀自信的嬴政当即嘲笑王翦说：“王将军年纪大了，怎么变得如此胆怯！”他夸奖李信说：“李将军果然是壮勇，说得对。” 这个时候的嬴政，年方三十四岁，开始专权主断，正是万事得意的时候。朝廷会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他对进攻楚国的方略或许已经有了看法，对于人选也有了腹案。不管怎么说，廷议的结果是嬴政任命李信为大将，统领二十万秦军进攻楚国。而王翦呢，则被免职贬斥出京，让他退休回到故乡频阳去安度晚年。这件事情，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秦国史官特地在秦王政二十一年的大事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情。 秦国君臣讨论攻楚方案的这次会议，秦国政府的主要大臣和秦军的主要将领都出席了。当时，昌平君是右丞相，不管是按制度还是依常理，他都是会议的参加者。奇怪的是，史书上有关他对这件事情持什么态度，有什么意见，完全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已经反复说到，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事，绝不等于没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定有大可思议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在哪里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的庶子，楚国是他的祖国，当时在位的楚王负刍是他的庶兄弟。以情理而论，在祖国即将灭亡的时候，在亲族即将断绝的时候，他不会没有想法和意见，也不会没有苦恼和痛苦。即使不考虑任何个人的情绪和感情，身为秦国丞相的楚国公子昌平君，在秦军即将攻灭楚国的时候，他的处境一定是非常微妙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考虑到昌平君与王翦同时被贬斥出京，也考虑到他出京有敢死之士跟随，再考虑他后来反秦复楚、被项燕立为楚王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在进攻楚国的问题上，昌平君与秦王嬴政意见不合，他可能是附和王翦，持慎重态度，甚至是另有微词，结果遭遇与王翦同样的命运，被免职出京，打发到郢陈去了。 如此看来，在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这件事情上，秦王嬴政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借新郑反叛和韩王安之死的事件，利用昌平君的特殊身份，打发他前去处置；另一方面，也趁机将他从政权中枢排除出去——既为任命李信为大将领军灭楚清除了障碍，也排斥了老臣们的掣肘，有利于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年轻化的政府班子。 那么，昌平君来到郢陈以后，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未来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

6. 被隐瞒的历史

昌平君来到郢陈，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史书中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二十三年，他再一次出现在史书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如下：
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这条材料中的“荆”，就是楚，因为嬴政的父亲字为子楚，秦国史官避讳，称楚为荆。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楚军的大将。淮南，当作淮北，淮河以北地区。这条纪事说，秦王政二十三年，楚将项燕拥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北地区反抗秦国。 由此看来，昌平君来到郢陈以后，反叛了秦国，在淮北地区被拥立为楚王。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反秦，他在什么时候与项燕接上头，又是什么时候离开郢陈来到淮北地区的呢？凡此种种，又是疑问重重。这些重重的疑问，史书竟然都没有记载，不能不说是很有些奇怪的。 奇怪的事情反复出现，而且在同一本书里反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难免使我们产生一种怀疑，史书对于昌平君的记载态度是否诚实，是不是有难言的隐衷，是不是有意识地作了删节和隐瞒？我们的这个怀疑，有没有根据呢？我们的这个怀疑，是否可以得到其他史实的旁证和支持呢？ 答案是肯定的。 昌平君来到郢陈，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他被拥立为楚王，是在二十三年，这两件事情之间的二十二年，史书空白。然而，就在这一年，秦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李信统领二十万秦军进攻楚国，大败而归。这件事情，史书的记载明显有隐瞒真相的嫌疑。我们来看史书是如何隐瞒这件事情的。 翻开《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二十二年，仅仅只有一条记载：
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这条记载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引黄河水冲灌魏国的首都大梁城（今河南开封），大梁城毁坏，魏王请求投降，于是秦军收取了魏国的所有国土。 同样一件事情，出土的秦简《编年记》也有记载如下：
攻魏梁。
仅仅三个字，说秦军进攻魏国的首都大梁。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司马迁是根据秦国的史书《秦记》编写的，来源于秦国史官的正式纪事。《编年记》的纪事，是秦国的地方官员喜从秦国政府的文书上抄录下来的，也是官方记录。由此看来，《史记》和《编年记》都没有记录李信攻楚失败这件事情。原因嘛，在于秦国的史官在《秦记》中隐瞒了这件事情，秦国政府也没有将这件事通报各地方政府，所以司马迁和喜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真相。想来，秦国的史官，同历代的史官一样，对于当代的事情，持有一种维护当朝声誉的立场，出于种种现实利害的考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 攻灭魏国，以秦军的胜利结束，当然要大书特书，快马加鞭，大喇叭通报全国，引得举国欢腾，龙颜大悦。另一方面，对于秦军失败的消息，则是严加保密，对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瞒就瞒，实在瞒不过去，就轻描淡写地酌情处理，理由嘛，当然是为了不影响士气，不要有损国家的光辉形象，多从正面引导云云。这种做法，是历代集权政府的惯技，美其名曰保密，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封锁消息。 不过，刻意隐瞒的历史，不时也会露出马脚。《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叙述王翦被罢免回乡以后说，于是秦王任命李信为大将，蒙武为副将，统领二十万秦军分两路进攻楚国。（蒙武为副将攻楚，《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误写为蒙恬。根据《史记·六国年表》及《史记·蒙恬列传》，攻楚为蒙武，当时，蒙恬还没有为将。）李信军进攻郢陈南部的平舆县（今河南平舆北），蒙武军进攻郢陈东南部的寝县（今安徽临泉）。在强大秦军的攻击下，楚军大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信军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行动，他没有乘胜东进，按预定计划攻取楚国的首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是回师西退，掉过头去攻击秦国领土内的郢陈，蒙武军也撤退回来与李信军会合。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楚军出现在李信军的后面，三日三夜紧紧尾随跟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大破李信军。李信军的军营壁垒被逐一攻破，部下七名主要将领被杀死，大败而归。 李信攻楚的失败，是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罕见的惨败。关于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秦国史官在《秦记》当中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上述叙事，是为了交代王翦隐退后又复出的原因时顺便牵连出来的片断。正是由于秦国史官的刻意隐瞒，这段叙事不但语焉不详，而且歧异零乱，千百年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糊涂账有糊涂账的原因，这种原因往往在封锁的消息当中，李信大败的消息秦政府不希望公开，这已经说过了。事实上，秦政府不希望公开李信大败的消息，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 这个更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李信军为什么攻楚失败。 请大家再一起来回忆一下李信统领二十万秦军攻击楚国的行动。李信军进攻楚国，以郢陈为前进基地，兵分两路出动。李信进攻郢陈南部的平舆县，蒙武进攻郢陈东南部的寝县，两支秦军最初都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信突然从前线退军，掉过头来攻击秦军的后方基地郢陈。看来，这个时候，郢陈地区发生了意外的事情，迫使李信不得不回师反击。那么，这个时候，郢陈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测事件呢？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先请大家一起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信军攻击楚国的时候，昌平君在哪里？ 前面已经说过，昌平君是秦王政二十一年来到郢陈，二十三年到淮北地区的，二十二年，当李信军攻击楚国的时候他应当正在郢陈。那么，我们再继续追问，二十二年，昌平君在郢陈干什么呢？回答是，起兵反秦。 根据田余庆先生的研究，秦王政二十二年，正当李信和蒙武所统领的秦军在郢陈的南部和东南部大败楚军，准备乘胜进攻楚国的首都寿春，一举攻灭楚国的时候，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攻占了郢陈，切断了李信军的后路，使攻楚的秦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苦境。于是，李信军不得不停止攻楚，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 由此看来，对于李信军进攻楚国这段歧异零乱的历史，特别是他和蒙武在郢陈附近先胜后败的蹊跷过程，我们只要补入昌平君郢陈起兵反秦这样一个细节，事情就真相大白，历史就一清二楚了。 由此看来，在秦王政二十二年的纪事中，秦国史书《秦记》至少隐瞒了两件大事：一是昌平君在郢陈起兵反秦，一是李信军由此大败而归。李信军大败的事情，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露出了马脚；昌平君郢陈起兵的事情，因为田余庆先生的研究而重见天日。历史的发展，一环连着一环，昌平君郢陈起兵，导致李信军攻楚失败。李信军的大败，又引发出一桩新的历史事件——王翦复出。

7. 王翦复出

李信军大败，身在咸阳的秦王嬴政得到秦军惨败的报告，大为震怒，他亲自前往频阳，登门造访被贬斥出京、还乡养老的王翦。对于这件事情，《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有详细的记载。 二人见面时，嬴政首先屈尊陈谢说：“寡人当初不用将军，如今果不其然，李信败战辱没秦军。眼下楚军日益西进，逼近秦国，将军虽然有病在身，也不至于袖手旁观，置寡人于孤立无助的苦境吧。”王翦推辞说：“老臣疲病昏乱，如此重任，望大王另外选用良将。”此时的嬴政，已经是强势的秦王，他打断王翦的话，用毫无商量的语气说：“话到此为止，不用再多说了！” 王翦是了解嬴政的人。他知道，嬴政为人，实用而冷酷，要用你的时候，不惜弯下腰低下头，用好话请求你，这叫作俯身低首，卑辞相求；而在如此屈尊的后面，则是无上的倨傲，要你必须服从的独断意志，一旦你不识抬举，抗拒他的意愿，他会瞬间勃然作色，拂袖而去，毫不留情地处置你。 王翦深知，秦王不听自己的意见任用李信，李信大败而归，秦王贬斥昌平君出京，昌平君反秦为楚，这两件事情，使秦王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如今亲自前来，表面上是屈尊求人，实际上是捐身逼人。秦王如此行动的后面，有无言的明白表露：我身为王上，已经登门陈谢请求，身为臣下的你，难道还敢不从？ 也许这时，王翦切切实实地感到，此时的自己，宛若当年的大将白起，此时的秦王，宛若当年的秦昭王。军功累累的白起，在进攻赵国的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不合，被贬斥回家。秦军失败，昭王请白起再次出任秦军大将，白起因病拒绝。秦昭王恼羞成怒，剥夺了白起的一切官职爵位，迫使他自杀身亡。 想到这里，王翦不敢再推辞，他退一步请求说：“如果大王非要用臣下的话，臣下还是原来的意见，非用六十万军队不可。”嬴政当即回答道：“听王将军您的。” 于是嬴政任命王翦为秦军大将，统领六十万秦军进攻楚国。 王翦被任命为大将以后，秦军总动员，六十万秦军从各地征发，陆续开赴前线。王翦离开首都咸阳，秦王嬴政亲自送行，一直送到咸阳东郊的灞上，可谓期待殷切，恩宠荣耀之极。君臣分别之际，王翦出人意料地开口，向秦王嬴政提出了古怪的请求。 王翦请求秦王恩赏些田宅给自己。他的要求详细具体，好像预先就精心准备了图纸一般，东一处西一处，都是咸阳一带的良田美宅，还有带池塘的庭园，务必请秦王现在就一一恩准。身为一国之君的嬴政，一门心思在挽回败局，攻灭楚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事，他有些不屑地对王翦说：“王将军，您还是专心出征吧，钱财的事情，请不必多考虑。”秦王的意思是说，胜利以后，一切应有尽有，哪里还需要你来开口。 这个王翦，固执而不识相，他啰啰唆唆地一再请求说：“臣下为大王领军作战，多有功劳，却至今得不到列侯的封赏，如今借大王一心使用臣下的机会，及时地为子孙儿女们请求些田宅，作为家业，也不算过分嘛。”嬴政禁不住大笑出声，摇摇头，真是没有办法，只有当即恩准了王翦的所有请求。 王翦这才千恩万谢，高高兴兴上车出发。抵达函谷关后，王翦又派遣使者前往咸阳面见秦王，感谢恩赏，同时又有新的田宅请求。据说，抵达前线以前，王翦派出去请求田宅的使者，一共有五批之多。亲信部下们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劝谏王翦说：“将军请田求宅的事情，怕也有点过分了吧。”王翦这才吐露真话说：“哪里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秦王表面粗犷大量，内心多疑而不信任人。如今扫空秦国将全部军队交给我，如果我不多为儿孙请求田宅以表明心迹的话，岂不是会让秦王一心怀疑我吗？” 王翦毕竟是在秦王身边多年的老臣，对于秦王的心思和个性，揣摸得透彻，他对于秦王的猜忌，自有老到的应对。王翦的行事，更有超出个别事件的道理，这就是说，在集权专制国家，不管什么人，一旦具备了颠覆现状的可能条件，就必然要面临被怀疑的境地。这种事情，古今中外皆然。 明白了王翦的用心，也就明白了嬴政的担心。将全国军队交由一人指挥，可以说是任何君王都放心不下的事情，军队倒戈导致王位更替的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对秦王嬴政来说，由于自己的失策，大将王翦和丞相昌平君同被罢免迁徙，由于自己用人不当，二十万秦军惨败；如今，昌平君反叛，不得不请王翦重新出山，万一稍有不测，不堪设想的后果不仅关系到自己王位的安危，更关系到秦国国运的兴亡。当时的情况下，秦王嬴政的处境，不可不谓艰难险恶；他重新起用王翦，不可不谓是冒着绝大的政治风险做出的重大决断。由于王翦老到周全的应对，嬴政对王翦个人的戒备，一时和缓下来。不过，形势比人强，意外不可不防。 王翦复出以后，六十万攻楚秦军如何行动，在何处集结，首先攻击何处，与哪部分楚军交战，史书都没有具体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一句笼统的话说，王翦军出动以后，“取陈以南至平舆”。陈就是郢陈；平舆，是郢陈南部的平舆县。前一年李信军统领二十万秦军攻楚，就是由郢陈出发，攻取平舆后突然退回来的。看来，王翦军攻楚，走了与李信军完全相同的路线，由郢陈出发，攻取平舆，再东进攻取楚国的首都寿春。 然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由于昌平君在郢陈起兵反秦，导致李信军大败。李信军败后，郢陈及其附近地区被楚军占领，楚军以郢陈为基地，大举西进，进攻秦国。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反击攻楚，郢陈是他首先必须攻克的地区；昌平君所统领的叛军，是他必须首先打击的对象。奇怪的是，史书中对于王翦军出动以后，郢陈地区秦楚两军的动向，昌平君与王翦这两位旧日同僚之间的直接对阵，竟然都没有记载。当时当地，秦楚两国以郢陈为冲突焦点的历史——不可避免的郢陈攻防战，竟然又成为一桩失载的历史疑案。

8. 两封发自战场的遗书

实有的历史，史书失载。失载的历史，默默无语，不得不留待将来，留待历史黑洞的火山喷发。幸运的是，历史学家们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新的文物出土了。这个新的文物，出土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 秦统一六国图 在睡虎地被发掘的多座墓葬中，有一座被编号为四号墓的秦墓，从这座墓中，出土了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信。这两封家信，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信实物，非常宝贵。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封家信的寄出时间，正好是王翦军出动后的秦王政二十四年，而发信的地点呢，恰恰在秦楚两军交战的郢陈前线。这种千年难遇的巧合，自然使我们想到，失载的郢陈攻防战的历史，会不会从这两封家信中透露出一些消息呢？让我们从头读信，细细体味，用心搜寻。 两封家信的收信人，同是一位叫作“中”（衷）的人。两封家信的发信人，一位叫作“黑夫”，一位叫作“惊”，是中的两位兄弟。中是长兄，与母亲住在一起，照料着整个家庭。大弟弟惊已经结婚，生有一个女儿。黑夫未婚，应是最小的弟弟。 我们先来看幼弟黑夫所写的信。黑夫在信中首先问候大哥，再问候母亲，别来无恙。他在信中说，不久前在淮阳前线与同样从军的哥哥惊相会，两人都安然无恙，请母亲和家人放心。然后，黑夫请求送些零用钱来，也请母亲在家乡买些丝布，做成夏衣，与钱一道送来。黑夫是精打细算的人，他在信上说，如果家乡的丝布太贵的话，就只送钱来，自己在当地买丝布做夏衣。 黑夫亲情浓厚，他在信的末尾问候家中的其他亲人。他问候姑妈，问候姐妹，问候邻里的亲人，也代从军的哥哥惊问候惊的妻子和家人，真是礼节周全。 惊是写第二封信的人，他在问候了哥哥中和母亲以后，也谈到自己与黑夫一道同在淮阳军中，二人都安然无恙。与黑夫一样，惊也请母亲送钱和布来。不过，惊性子急，说话直，他写明送钱五百到六百，要布二丈五尺以上。他信上要得很急，甚至写了不马上送来，就会急死人的焦虑。惊大概结婚不久，一个女儿年纪也小，他对妻女牵肠挂肚。他问候妻子，请妻子一定要孝顺父母、赡养老人。他最放心不下年幼的女儿，特意嘱咐哥哥中，定要多加管教，务必不要让她为取柴火一类事情，跑到离家稍远的地方去。 惊也关心大哥中，他在信中说，听说家乡附近有的地方不太安稳，提醒哥哥不要到这些地方去。他也在信中提到战况有进展，说自己所在的部队已经进入“反城”，屯驻于淮阳城中…… 这两封信，因为文字有残缺，信中提到的人物很多，还不能完全读通。不过，通过专家们的解读，信中所涉及的家庭内部的事情，大体上是清楚了。我整理历史，仔细读了这两封信，在感慨古代人情亲情的同时，也生出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墓葬的主人“中”为什么会把这两封信放在自己坟墓中呢？ 以古今的人情度量，放在墓葬里的陪葬品，多是死者珍爱的东西。死者看重这些物品，希望永远不离开它们，所以才将它们陪葬，让它们伴随自己离开人世到另一个世界去游历。人性的这种特点，古今中外皆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细民百姓，也都一样。两千年前一位普通的秦国人“中”，死前将两个弟弟的两封来信放在自己的墓葬里，正是表明他在自己的人生中特别看重这两封信。那么，他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两封信呢？是因为这两封信是两个弟弟从战场上寄回来的。根据专家推测，他的两个弟弟在发出这两封信后不久，可能都战死疆场了。于是，这两封信就成为两封异常珍贵的遗书。 如果上述推测不错的话，这两封遗书，对于一个古代秦国的普通家庭来说，分量可谓是重而又重；对于撑持整个家庭，爱护和关照两位弟弟的大哥来说，可谓是人世上最贵重的东西了。哥哥中一直珍藏着弟弟黑夫和惊的信，当临死时，他要求将这两封信放进自己的墓中，希望兄弟三人，永远在一起。

9. 一场失载的战争

黑夫的信，写于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惊的信稍晚，大概写于同年三四月间，可能因为天气已经转热，所以他在写给母亲要钱置办夏衣的信中，显得非常心急火燎。这两封信，都发自淮阳前线，信中的内容，不仅涉及一个古代家庭的钱财琐事、儿女亲情，也第一次从一个普通士兵家庭的角度，栩栩如生地讲述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实况，一场史书所没有记载的战事，也因为这两封信的出土而从历史的黑洞中浮现出来。 黑夫在信中写道：“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这句话是说，黑夫等人在淮阳作战，进攻“反城”已经很久了。淮阳，就是郢陈，因为地处淮河之北，所以又被称作淮阳。 由信上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郢陈（淮阳）反叛，被叛军占领，成为“反城”，黑夫所属的秦军，长久围攻郢陈，直到黑夫寄信的时候，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还没有攻破。郢陈不久后被秦军攻克，因为惊在第二封信中提到，自己已经“居反城”中，大概在三四月间。 黑夫和惊所参加的这场进攻反城淮阳的战事，史书没有记载。这两封信的出土，首先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将一场不见于史书记载的战争呈现出来。历史一环连着一环，由于淮阳之战的呈现，新的问题又被牵引出来。黑夫和惊所属的秦军是由谁统领的呢？他们所攻击的占据郢陈的叛军又是由谁统领的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秦王政二十二年，昌平君在郢陈起兵反秦，攻楚的李信军被迫撤回，在郢陈大败，胜利的楚军以郢陈为基地，大举西进攻秦，迫使秦王嬴政亲自到频阳陈谢请求王翦复出。这个时候的郢陈地区，控制在以昌平君为首的楚军手中。二十三年，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出动。王翦秦军进攻楚国的路线，大体与李信军相同，由郢陈南下东进，进攻楚国的首都寿春。从而，王翦军出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攻打郢陈，平定以昌平君为首的反秦叛乱。 由此看来，黑夫和惊都是王翦军的战士，他们随军开赴郢陈，开始对“反城”郢陈的围攻。战事激烈而长久，直到二十四年三四月，郢陈才被秦军攻克。而长久坚守郢陈、抗拒秦军的叛军，应当就是昌平君所统领的楚军。郢陈之战攻防双方的军队统属，由此大体清楚。 由这两封信所透露的郢陈之战的事情看来，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决非摧枯拉朽，如同风扫落叶，而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特别是秦灭楚国的战争，不但反复曲折，而且与秦国国内的政局有深沉的牵连。复杂的历史真相，远远超出我们仅仅阅读传世的史书所能够了解到的情况。 郢陈攻防战的历史真情，因为两封家信的出土被披露出来以后，在连续的历史环节上，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秦军苦战攻克郢陈后，长期坚守郢陈的楚军下落如何呢？攻击郢陈的秦军主帅是王翦，坚守郢陈的楚军主帅是昌平君，郢陈之战结束后，他们又将如何行动？昌平君和王翦曾经是秦王嬴政的左右手，郢陈之战结束以后，秦王嬴政又将如何对待这两位让他放心不下的将相大臣？ 历史宛如影片，经过历史学家的修复倒片后，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放，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昌平君之死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出动，他吸取李信军失败的教训，谨慎作战，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王翦首先逐一收复失地，安定郢陈西部的颍川以后，他以秦军一部包围郢陈。同时，他统领秦军主力南下，进攻郢陈南部的平舆。围攻郢陈的秦军，苦战久攻不下。进攻平舆的秦军主力，大破楚军，乘胜东进，深入楚国境内，攻克了楚国的首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 形势发展到这个时候，秦王嬴政亲自来到了郢陈。关于秦王嬴政的这次行动，《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一句话六个字：“秦王游至郢陈。”至于他为什么来，来后做了些什么，以后的去向如何，都没有交代。我们只能推测他在首都咸阳待不住了，实在是放心不下。他放心不下前线的军事形势，他放心不下手握军权的大将王翦，他也放心不下反秦为楚的表叔昌平君，所以他要亲自到郢陈来监军，来督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坚守郢陈的昌平君，得到楚国国内不利的消息，他撤出郢陈，东去退回到楚国境内。在得到楚王负刍被秦军俘虏的确切消息之后，他被楚军大将项燕拥立为楚王。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王政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淮南，当为淮北，淮河之北。看来，昌平君退出郢陈以后，来到了淮北地区。在国家不可一日无主的紧急情况下，他继承了楚国的王位，在大将项燕的辅佐下，领导楚国军民继续抗击秦军，保卫祖国，成为最后一代楚王。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也伴随楚国的命运，接近尾声。 秦王政二十四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纪事如下：
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这条纪事说，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和蒙武统领秦军攻击楚国，击败楚军，昌平君死去，项燕于是自杀。 项燕兵败自杀，是在淮北的蕲县（今安徽蕲县），也就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地方。王翦攻克楚国首都寿春以后，主力移师北上。楚王熊启（昌平君）与项燕退守淮北，在蕲县与王翦军决战。决战的结果，楚军战败，楚王熊启战死，大将项燕自杀，楚国灭亡。战国时代的历史，即将结束，新的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又由此埋下了伏线。 十四年后的秦二世元年七月，楚国戍卒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起兵反秦，楚国复国。其后不久，战国六国纷纷复活，后战国时代到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假称楚国大将项燕和秦国公子扶苏还在人世，起义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动的。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抗秦殉国的楚军大将。陈胜吴广起义，在反秦复楚的大义名分之下奉这样两位人物作为精神领袖，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只要我们联想到活跃于秦楚之间的昌平君，不可思议的历史中或许就会浮现出可以思议的线索。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他被拥立为最后一代楚王，与项燕一起战死于蕲县；昌平君又是秦始皇的表叔，秦国的王室贵胄，他与扶苏之间不会没有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昌平君会不会是将扶苏和项燕连接起来的关键人物？昌平君究竟是扶苏的什么人呢？ 搜寻嬴政的亲人到这里，秦始皇的密码，可以说是又被解开了一环。然而，历史的隐秘连接着隐秘，秦始皇的密码，一环套着一环。看来，我们的搜寻，还得继续下去。 第四案 秦始皇的后宫谜团
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秦始皇。可是，有谁知道，他的皇后是谁？难道赫赫有名的始皇帝，竟然没有皇后？更为吊诡的是，不仅是始皇后，秦始皇后宫中所有的女人，都没有留下姓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历史抹去了她们的身影？
（一）秦二世与他的母亲

1. 世上有无始皇后？

秦始皇的一生，迷雾重重。重重迷雾当中，隐藏得最深的疑案之一，就是他的后宫是谁？ 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都有记载，特别是皇后，那是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在制度上有专门的规定，是必须大书特书、树碑立传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谁，史书上却完全没有记载，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这就不能不说是有点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秦始皇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谁，史书上忘了记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写也就罢了，更奇怪的是，除了始皇后而外，有关秦始皇所有后宫的消息，在史书中也几乎都没有记载，两千年来也没有人知道。这就不仅仅是奇怪的事情，而是一个非正常的历史之谜了，对于历史侦探来说，也就成为一桩有待破解的历史疑案了。 2007年3月，我得到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墓葬被发掘的消息，于是专程再次前往西安，就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的遗迹作了考察。我去秦东陵，查访了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与养祖母华阳太后、父亲庄襄王与母亲帝太后的墓葬。秦王与王后，都是夫妇合葬一地，阴阳相配，合于人情，合于制度。亲祖母夏太后与高祖母宣太后的墓，也是规模宏大，不过，因为两位太后都是侧室而不是正妻，所以葬地选在别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合于传统，合于礼制。唯有秦始皇陵，孤零零一座大墓，没有皇后之墓相伴。那种孤单独立的景象，实实在在地将谁是始皇后的历史疑案，卷入了考古实物当中。究竟有没有始皇后墓？如果有，始皇后墓在哪里？ 越是深查，疑虑越深。面对疑虑，当事实不清、真相不明的时候，各种猜测遐想，就应运而生。 有人猜想说，秦始皇大概是没有立皇后，之所以没有立，是因为后宫太多，看花了眼，定不下来。不过，动动脑筋就可以知道，后宫多少，秦与历代一样，自有制度，自有规定，与立不立皇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立后是为了王位继承的秩序，也是为了后宫的秩序，与是否花了眼倒是关系不大。这个说法太不专业，拿不上台面。 也有人猜想说，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这种厚望的特殊要求延迟了他立后的进程云云。不过，查查史书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都是统一天下后濒近晚年的事情。以秦国的传统和制度而言，秦王正式立后当在亲政后不久，大概都在二十多岁的青壮年时期，怎么也等不到四五十岁。待到年老体衰才来考虑立后的事情，不仅祖宗们不允许，臣下们也怕早就吵翻了天。这种猜想也说不通。 又有人猜想说，秦始皇的母亲私生活不检点，养面首，生有两个私生子。这件事对秦始皇影响甚大，他驱逐母亲出京，由怨恨母亲发展到仇恨女人，成为一种心理障碍，所以迟迟未能立后。不错，秦始皇的母亲确是养了面首嫪毐，生了私生子，秦始皇也确是怨恨过他的母亲，将她驱逐出京。不过，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他的母亲与养祖母华阳太后之间的政治斗争，当他事后听了策士的劝告后，出于稳定政权和安定继承关系的考虑，迅速迎回母亲，恢复了秦王与太后的正常母子关系。秦始皇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的为人行事，首先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的。 况且，在秦国历史上，太后养面首生孩子的事情多的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与来秦的外国义渠王生有两个儿子。宣太后的儿子，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不但知道这件事情，还与母亲合谋，利用这桩私情，刺杀义渠王，将义渠王的国土并入秦国，消除了多年威胁秦国西北边境的心腹大患。秦昭王早早在宣太后的主持下娶妻立后，后宫不少，子女也多。我们没看到他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反而看到了实利人情浓厚、道德约束淡薄的边风古情。可以说，在太后的私生活与秦王立不立后之间，实在是找不出可信的联系。这种猜想，好听是好听，也难以说通。 所以我们说，上述都只是勉强的臆测，因为找不到破解的门道，只有接受现状，再做一点粉饰性的涂抹而已，并不能连接到具体的史实，做有理有据的破解。那么，破解的门道在哪里呢？

2. 唯一的线索

破案的关键是线索。历史疑案的破解，需要找到能够作为线索的史料。我将史书中所有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史料都筛选了一遍，结果只找到一条，现在提供给大家。这条史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条：
九月，葬始皇骊山。……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这条史料非常重要，必须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秦始皇三十七年，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一年七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旅途中生了病。车驾抵达沙丘宫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时，秦始皇病情急遽恶化，突然不治身亡，享年五十岁。随后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沙丘之谋。沙丘之谋的主谋是赵高，他是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的老师，秦始皇的贴身车马班长——中车府令，他引诱胡亥，说动丞相李斯，三人结成政治同盟，伪造遗诏，逼迫皇长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即位，建立起二世政权。 九月，二世新政府在咸阳举行盛大的葬礼，将秦始皇安葬于骊山，就是现在的秦始皇陵。在安葬秦始皇的时候，二世皇帝下了这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这道命令说：“先帝的后宫当中没有子女的人，不宜外放出宫。”根据这道命令，于是将她们全部殉葬从死，死者的数量相当多。 那么，从这条史料当中，我们可以读取到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哪些信息呢？ 一、秦始皇后宫的数量不少，具体的数量不详。不过，秦的后宫，自有严格的制度。根据继承了秦国制度的汉朝初年的情况来看，秦始皇应有正夫人一人，称号为皇后。侧室多人，都称夫人。夫人们的称号分别有美人、良人、八子（比如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她是惠文王的侧室，称夫人，正式的称号是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数种，她们地位的高低，比照政府官员的秩禄，也都有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有名分，可以被称为秦始皇后宫的人，大约十来人。世上盛传秦始皇的后宫列女在万人以上，都是后世的传闻和文学的夸张，是不能作为信史来看的。 二、这些数量有限的后宫们，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生有子女的，另一类是没有生子女的。 三、凡是没有子女的后宫，都按照二世皇帝的命令殉葬，被埋在临潼的秦始皇陵里面了。 四、凡是有子女的后宫，免于殉死，在秦始皇死后，与他们的子女一道，还继续活在人世上。 据我所知，上面这条史料是史书中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唯一一条史料，我们从中能够读取的信息大概也就是以上四点。情况介绍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秦始皇的后宫有些什么人，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皇后是谁了吗？” “不知道。” 可以想象得到，大家肯定会如此异口同声地回答。 “为什么？” “从这条史料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如果我继续追问。 这一来，大家恐怕会为难，不便回答了。不过我想，个别人也许会说： “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证据，总不能瞎猜乱说嘛。” 说得对，的确是这样的。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叫作根据证据说话。能够尊重证据，根据史实说话，才算是入了历史学之门。 不过，入了门还得能出门。你入门经过学习以后还得出门，出门自立门户，出门博采百家，出门活学活用，也可以出门做历史侦探。我们今天的课题是破解疑案。现实中破解疑案的专家，当然是刑警侦探了，其中最有名的文学代言人，当然是福尔摩斯、赫尔克里·波罗，还有黑猫警长了。作为破解历史疑案的历史侦探，我们也不妨出门向破案的侦探们取经，学习他们破案的方法。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向刑警侦探们学习些什么，我们将如何活用他们的方法来破解我们的疑案呢？

3. 不幸的儿女们

破案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刑警们追捕犯人，犯人逃脱，不知去向。这时候，刑警们并没有绝望，他们回到警察局开会，调查和搜寻所有与犯人有关的人，制作出一张关系网表，依据这张表，经过仔细地分析，从中筛选出犯人可能前往投靠的关系人。然后，刑警们转而跟踪这个关系人。结果，犯人的身影出现在这个人身边，刑警们果断出击，一举抓获了犯人。在侦探学上，这个方法叫作吊线跟踪。 今天，我们把这种方法借用到历史学当中，尝试能不能用这种吊线跟踪的方法破解秦始皇后宫的疑案。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史料只有一条，而解读这条唯一史料的结果似乎是走入了绝路，追踪的对象——秦始皇的后宫们的身影消失了。不过，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学习刑警们的做法，将后宫们的关系网作一番整理的话，我们将不难发现，与后宫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人，除了秦始皇而外，就是她们的子女了。通过调查子女们的行踪，寻找母亲的下落，可以说是一种可行的方案。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暂时停止对秦始皇后宫去向的追踪，转过头来考察秦始皇的子女们。 这样一来，前景就豁然开阔了。秦始皇有近二十位子女，长子扶苏，幼子胡亥，中间知道姓名的还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我们可以对他们逐一吊线跟踪。为了便于追查，我们先列出一张线索人的名单来。 第一线索人：公子将闾兄弟 第二线索人：公子高 第三线索人：诸公子公主 第四线索人：幼子胡亥 第五线索人：长子扶苏 按照这个名单，首先追查第一线索人公子将闾兄弟，看看能否找到有关他们母亲的线索。公子将闾一共兄弟三人，他们出现在史书上，是在二世即位以后。当时，他们共同面临着被诛杀的危险。 我们已经讲过，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皇帝胡亥是幼子，他本来不应当继承皇位，受老师赵高的引诱，得到丞相李斯的协助，伪造遗诏，逼死长兄扶苏，篡夺了皇位。即位后的胡亥，内心不安，对比他年长的兄弟姐妹们，都心怀猜疑，担心他们危及自己的地位。在赵高的怂恿下，二世决定将在世的公子公主们都处死，以消除他们对于皇位的潜在威胁。 史书上说，在这场清洗运动中，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软禁在宫内，最终被定以“不臣”之罪判处死刑。所谓“不臣”，就是失臣下之礼义，引申出去就是对主上不敬，再引申就是妄图谋反了。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叫作无限上纲上线。 公子将闾最是谨慎重礼的人，他实在是冤屈不服，对传达判决的使者申辩道：“朝廷的礼节，我从来不敢不服从；朝廷的序位，我从来不敢不遵守；接受皇上的命令应对回答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曾有过失辞欠礼，何以叫作不臣？我只求明了自己的罪名而死。”执行命令的使者无情，说自己是奉诏书行事，催促将闾立即服罪自裁。可怜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呼天不应，被迫含冤引剑自杀。 在史书有关公子将闾兄弟的简短记载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他们母亲的直接线索。根据公子将闾的为人，根据他重礼仪、守规矩、行为谨慎、言辞得体的形象，我们推断他的母亲也当是谨慎而对子女管教严格的人。此时的她，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次，我们来考察第二线索人公子高。 在秦二世杀戮兄弟姐妹的恐怖之中，公子高曾经打算逃亡，但他担心因为自己的逃亡而株连家族，走投无路之下，他上书二世请求让自己为父亲殉葬。二世十分高兴，同意了公子高的请求，赐钱十万筑墓，让他陪葬于始皇帝陵园内，于是就没有株连公子高的家族。 史书上记载公子高上二世皇帝书说：“先帝无恙的时候，臣下入内则被赐予饮食，出外则使乘坐车马；御府的衣物，中厩的宝马，臣下都有受领。先帝仙逝，臣下应当从死而未能速行，这是身为人子而不孝，身为人臣而不忠。不孝不忠，无以立名于世，臣下请求从死，愿意陪葬在骊山脚下。切切恳求，愿主上恩幸，哀怜准许。”被送上断头台的皇子王孙，那种无辜无奈、日暮途穷的哀鸣，至今读史尚回荡在耳边。 在对公子高的考察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有关他母亲的直接线索。从公子高的上书来看，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忠孝之心非常浓厚，以此推测，他的母亲应当也是重大义的人。公子高有想法有决断，曾经考虑逃亡，但是，为了保护家族，最后决定以身殉葬。想来，他的母亲，或许还在人世，儿子走后的家族，由她来孤苦支撑？ 跟踪追查第一和第二线索人到这里，对于他们母亲的情况，除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推测外，我们难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看来，由公子将闾兄弟和公子高的线索去追踪秦始皇后宫的线路，走不通。走不通的原因，是实有其人其事而可以取证的文献史料不足。文献史料，是从古代辗转流传至今的文字信息，是我们破解古代疑案的重要证据。文献史料不足，我们就束手无策、打退堂鼓了吗？不，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是直接到古代遗迹中寻找第一手信息，最为可靠。于是，我们将视线投向考古，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4. 发掘公子公主墓

自从兵马俑陪葬坑在1974年被发现以来，始皇帝陵园的发掘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秦始皇一生的种种疑案，由此获得了文献上得不到的种种宝贵线索。 在始皇帝陵园，考古学者曾经发掘过一座甲字形陪葬大墓，规模等同王侯级别，地点靠近始皇帝陵封土。考古学者以为墓主当是皇室宗亲，可能就是公子高的墓。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他自愿殉葬，得赐钱十万，以公子之礼埋葬于始皇帝陵旁。 在始皇帝陵封土东边大概一里远的地方，有一村落叫作上焦村，在村外的树丛间，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帝陵展开。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经发掘，在陪藏品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秦少府工官制作的御物。 少府是专门管理皇室宫廷的机构，相当于皇室内务部。一般来说，少府制作的物品，属于皇室用品。这些墓藏中出土的皇室用品，自然使人联想到这些墓主与皇室宫廷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会是什么呢？ 为了追查这种关联，我根据考古发掘的报告书，将已经发掘的八座墓葬的材料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如下： 上焦村陪葬墓简况 第7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头、身、四肢分离。 第10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头、身、手、足骨分离，倒置于椁室头厢内。 第11号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在30岁左右，骨骼完整，仰身直肢，上下颌骨左右错动。 第12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头骨置于椁室头厢盖上，肋骨及其他骨骼置于头厢内。 第15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头、身、四肢分离，置于椁室头厢盖上，头骨在椁室外乱土中，头的右颞骨上插有铜镞一支。 第16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岁左右，上半身尸骨在椁室内，头骨在椁室头厢的盖上，下肢骨在填土中。 第17号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在20岁左右，头、身、下肢分离，左脚与胫骨分离，两臂伸张作趴伏状。 第18号墓，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 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尸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显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这种非正常死亡的遗留现场，究竟向我们传达了古代历史的什么信息呢？ 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是八座墓葬的发掘者之一。他由这十七座墓葬，联想到秦二世诛杀诸位公子公主的事情，推断这十七座墓葬可能是被秦二世所诛杀的公子公主们的坟墓。 根据史书的记载，二世即位以后，命令赵高网罗罪名，将秦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公主十人矺死于杜县，财产一律没收，亲近多被株连。戮死，就是杀死后陈尸受辱。矺死，就是分裂肢体而杀之。诸位公子公主非正常死亡的惨状，与十七座墓葬主人们的零乱遗体情况相当。 上焦村公子公主墓（李开元 摄） 根据史书的记载，诸公子和公主被杀的时令，是在二世元年春天，秦历当在一至三月的寒冷时候，发掘中发现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迹，文献和实物互相得到了印证。 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子扶苏接受伪造的遗诏，被赐剑自杀于上郡。第18号墓只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文献和实物不仅有相互的印证，更令人感到神奇而有无穷的回味。 考古发掘，为秦二世屠杀兄弟姐妹的历史惨案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些实物的证据，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秦始皇的诸位公子公主，都死于骨肉相残，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后单独埋葬的。由此看来，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就是秦始皇的有子女的后宫们，或许已经过世，或许还在人世间孤独而悲哀地生活着。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线索。 看来，追查第三线索人的这条路，到此也不通了。余下的线索，只剩下第四线索人——秦始皇的幼子、二世皇帝胡亥和第五线索人——长子扶苏了。我们先来考察胡亥。

5. 废长立幼的打算

秦二世胡亥是排名第四的线索人，我们在着手调查他以前，按照惯例，首先提供一份有关线索人的个人材料，请大家过目。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生于秦王政十八年。胡亥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在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的时候，当时，胡亥二十岁。 秦始皇即位以后，曾经五次巡游天下。第五次巡游，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同年七月病死于旅途当中，整整持续了十个月。（按：秦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就是每年第一个月是十月，九月是最后一个月，从十月到七月，在同一年度内，正是十个月。）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在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时，做了一个对未来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就是带上幼子胡亥同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决定对于未来历史有重大的影响呢？一句话，这个决定直接牵涉秦始皇究竟想选择谁做自己继承人的问题。 关于这件事情，史书上只有这么一句简单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句话是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这一天，始皇帝开始出行巡游天下。政府百官分成两套班子，左丞相李斯带领一套随始皇帝同行，右丞相冯去疾带领另一套留守咸阳。幼子胡亥爱戴父亲，请求同行，始皇帝同意了。仅仅由这句话，我们似乎看不出这件事情与秦始皇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有关这个决定的两个背景情况加进来考虑的话，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背景情况是，这时候的秦始皇已经五十岁了，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也许已经时日无多，选立继承人的决定，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第二个背景情况是，就在一年多以前，秦始皇的长子，皇位第一继承人扶苏，因为与秦始皇政见不合，被贬斥出京，打发到上郡的蒙恬军中出任监军。从而，秦始皇最终将选定谁做继承人的事情，成了一桩悬案。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他们都是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接班人。始皇帝这次巡游天下，长期离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国的重大政务都在旅途中处理，或者在车上，或者在行宫中。毫无疑问，秦始皇的巡游，连带着帝国政治中枢的移动，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动。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行动中，秦始皇选取胡亥同行，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这种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一、如果从父子之情来看的话，表明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的亲情；二、如果从皇位继承的政情上来看的话，则显示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太子的政治意图。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继承人的事情，是历史上被忽略了的问题，实有其事而被视而不见。今天，我将这件事情作为问题提供给大家考虑，并且出示可能的证据。 秦始皇立胡亥为继承人的考虑，在史书中是有明确的线索可以追寻的。这个明确的线索，有胡亥和蒙毅两人可以作证。 胡亥即位以后，在赵高和李斯的怂恿下，决定杀害亲近扶苏的大将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蒙毅长期侍从在秦始皇身边，是秦始皇最为信任的亲信大臣。他熟悉宫廷内幕，秦始皇帝晚年的心境，他是第一知情人。蒙毅死前，二世曾经派遣御史传令指责他说：“先帝曾经打算立朕为太子，而你从中作难。如今丞相参劾你不忠，罪当诛灭宗族。朕不忍，赐你一死，也算恩遇有幸，你自己决断吧。” 蒙毅痛感冤屈，自杀以前为自己申辩说：“如今指责臣下不能得先帝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于先帝，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帝去世，未曾有所逆迕，可以说是知晓先帝之意了。又指责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帝巡游天下，独有太子跟从，先帝亲爱太子之情，远较诸位公子深厚绝远，臣下是尽知而无所怀疑。先帝举用太子，不是一时之转念而是多年之积虑，臣下何曾敢有过劝谏，何曾敢有过谋虑！臣下决不敢巧饰言辞、强辩夺理以避死，只是担心事情不实而羞累先帝之令名罢了。恳愿使者能够有所考虑，使臣下死得明白。” 在二世的指责和蒙毅的申辩当中，都提到了晚年的秦始皇曾经打算立胡亥为太子的事情。在蒙毅的话中，更是明确透露出，秦始皇废长立幼的打算，不是一时的念头，而是经过数年酝酿的积虑。 看来，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有意立他为太子的事情，应当是可信的事实，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格外宠爱胡亥呢？

6. 秦始皇为什么宠爱胡亥？

人性本复杂，人心多变化。历来论及身居高位的权势人物，往往专注于政治政略，对于人情人性，多有所忽略。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人物，他首先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剥去层层外衣的人体，同你我一样，都是由生带来由死带去的赤体；离开权势利害的心情，同你我一样，都是天地间常见的儿女亲情。就始皇帝与胡亥的关系而言，首先是父子亲情。 在家天下的父子继承体制之下，政情由亲情延展生出。帝王的隐私，就是国事的隐情；国家政情的隐秘，常常须要到帝王亲情的隐私处去寻求。顺着这种思路考察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宠爱胡亥的理由，我们可以举出三条来。 一、幼子可爱的人情。 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儿子，他三十一岁生下胡亥之后，大概就没有生育了，可能身体出了毛病，生殖系统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是机能性障碍。俗话说，幺儿幼子最可爱，年少天真无嫌猜。爱幼的人情，不但平民百姓如此，权势在手的人，更是如此。身在高位，逼宫抢班的危险，使人不得不有所提防，首当其冲的提防对象，就是最近的继承人。父子继承的体制下，长大成人的亲骨肉，越是能力强，越是力量大，越是有逼迫的危险，也越是容易成为猜忌的对象。 与此相反，幼子继承的可能性最小，利害上没有逼迫的可能，年幼天真，与父亲的关系多是难得的真情，不仅没有嫌猜，常常滋生格外的爱怜。格外的爱怜，生于平民之家，不过是人间的亲情；生于君王之家，往往衍生成王位继承的政情。历史上，老父爱幼子，废长立幼的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汉高祖刘邦（废长子刘盈立幼子如意失败）、汉武帝刘彻（杀长子刘据立幼子刘弗陵）、曹操（一度想废长子曹丕立幼子曹植，后来放弃）、袁绍（不立长子袁谭立幼子袁尚）、刘表（不立长子刘琦立幼子刘琮）……简直可以写一部废长立幼的专门史。 二、胡亥顽皮直率的天性。 胡亥之所以格外受到父亲的宠爱，也出于他可爱的性格。胡亥其人，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青年，鲁莽而顽皮。《新序》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战国故事。胡亥还在做王子的时候，始皇帝设酒宴招待群臣，胡亥与诸位兄长一道得到酒食的赏赐，临席完毕，诸位公子纷纷退席。古人席地而坐，就像现在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一样，入席脱鞋，出来穿上，脱了的鞋都放在门外。胡亥最后一个出来，大概是喝了点酒，又受了宴会高兴劲儿的熏染，很有些兴奋，看见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一时发了猴性，将看起来招眼的鞋，都一一踩上一脚。诸位兄长无不叹息云云。 《新序》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向所编辑整理的古代故事集，而这种古代故事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史料之一。这个故事，《史记》中没有，可能是现有古籍中有关胡亥少年时代的唯一记载。胡亥的诸位兄长，从扶苏、公子高到公子将闾兄弟，都是比较规矩的人，或许与始皇帝对子女的严厉有关，抑或与他们母亲的管教有关。胡亥与诸位兄长不同，敢闹事，不时搞点恶作剧。他的这种性格，用贬斥的话来说，是不懂规矩的恶少；用平和的话来说，是调皮捣蛋的顽童。也许，正是因为他个性比较直率莽撞，年纪又最小，才得到了始皇帝格外的喜爱？ 三、胡亥没有政治野心。 前面我们讲过，始皇帝突然死于巡游途中，赵高策划沙丘之谋，劝诱胡亥销毁始皇帝的遗诏，取代扶苏，抢班夺权。这件事情，一开始被胡亥一口回绝。胡亥说：“父皇的安排是当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儿子。父皇去世，不言封赏诸子，我作为儿子没有多话的余地。”可谓干脆利落，毫无恋念政治权力的思绪。 胡亥没有政治野心的特点，在他做了皇帝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即位以后，多次显露出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心理倾向，他曾经感叹说：“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方才二十岁。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为什么产生如此超前的人生迟暮感，实在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我曾经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解释这件事情说，多年来，胡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到处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突然撒手葬身于黑暗冷彻的地下。正是这种贴近父亲一生真相而早早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影响了胡亥的人生观。 胡亥的人生观，是追求人生的享受，满足自然生命的快乐，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功业完全无缘。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人生观，相对于父亲辉煌伟大的政绩而言，胡亥更多地关注的是父亲的生命和健康。他的这种关注，出于他的真情本性，直率而不加掩饰。想来，胡亥的这些特点，对于陷身政治旋涡中心的始皇帝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抚慰，或许最能使始皇帝感受到父子间的真情，从而对胡亥生出格外的怜爱来？

7. 指鹿为马的人性解读

胡亥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近于盲目，也成了他生存的依赖。始皇帝死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移情到了老师赵高身上，最终酿成了身死国亡的悲剧。胡亥人性中的这桩隐情，隐藏在一个有名的故事当中，这个故事，就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的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故事大意是二世皇帝时，丞相赵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设法预先测试一下。他把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二世忍不住笑了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了马。”他当即问左右的臣下们，臣下们或者沉默，或者说是马，也有说是鹿的。事后，赵高网罗罪名，将说是鹿的人一一处治。从此以后，群臣都畏惧赵高。 指鹿为马，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成语，比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个故事也流传到海外，日语中说傻瓜为“马鹿”，词源就在这里。中文以指鹿为马比喻颠倒黑白，着眼点在于赵高，是基于赵高的行为生出的意义。日语以“马鹿”比喻傻瓜，着眼点在二世，是基于二世的行为生出的意义。这件事情，作为故事来听，非常有趣，傻瓜加骗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作为历史来看，非常离奇，难以令人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历史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今天的回答是，这个历史故事，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历史故事。这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胡亥与赵高之间的特殊关系。胡亥与赵高之间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赵高为什么敢于在二世面前如此颠倒黑白，二世又为什么在赵高面前如同瞎了眼的傻瓜？ 胡亥这个人，不善言辞，不喜欢交往，做事无城府而有些莽撞。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任的人依赖极深，几乎到了盲信的地步。秦始皇在世时，他对秦始皇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秦始皇之所以格外宠爱他的原因之一。胡亥的这个特点，在始皇帝去世以后，非常明显地转移到他与老师赵高的关系上来。 赵高是始皇帝亲自为胡亥选定的老师。始皇帝之所以选中他，首先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再就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才能。赵高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秦宫担任尚书卒史，相当于秦王的秘书，长期在秦王嬴政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后来被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就是秦王的御前车马班长兼管秦王的玺印，可谓是得到嬴政绝对信任的心腹内臣。赵高曾经犯有大罪，蒙毅治以死罪，削其宦籍，秦王嬴政怜惜其才，赦免其罪，官复原职，可见嬴政对赵高的器重。 赵高做了胡亥的老师以后，深得胡亥的信任。始皇帝去世以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任移情于老师赵高，他以后人生中所有的行动，都是在赵高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事事听从赵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七件事例来说明。 一、沙丘之谋，二十岁的胡亥之所以上了贼船，伪造遗诏，逼迫长兄扶苏自杀，是听了赵高的劝诱。 二、即位以后，他之所以诛杀兄弟姐妹，断绝了人间的亲情，也是出于赵高的主意。 三、他曾经有意释放蒙毅，重新起用，在赵高的反对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四、他苦恼生命短暂，想享受人生，知心话只对赵高倾诉，将赵老师视为唯一的密友。 五、他身居宫中，不见群臣，由赵高充当群臣与自己的联络人，将赵老师视为自己唯一的代理人。 二世陵（李开元 摄） 六、当赵高干政日甚，李斯和老臣们上书请求罢免赵高时，胡亥完全不能接受，他在给李斯的复信中，极力为赵高辩护说：“你们说赵高有擅权生变的危险，这句话从何谈起！赵高是仕宦于宫中多年的旧臣，心志不以安稳而松懈，不以危难而变易，行为廉洁，处事干练，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忠诚上进升迁，以信义称职守位。朕甚为看重他，而丞相甚为怀疑他，究竟为何如此？” 在表示了自己对赵高的信任以后，胡亥用几近于哀求的语调请求李斯等大臣不要对赵高多疑，他说：“朕年少时痛失先人，人事上识知甚少，行事上不习治理，丞相年老，来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人世，朕不属依赵君，还有谁人可以托靠？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适朕，丞相不要多疑。”他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的唯一依靠，几乎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 正是出于这种信赖，当李斯等老臣坚持清除赵高、劝谏休养息民时，二世选择了站在赵高一边，他将消息通报给赵高，下令将以李斯为首的老臣们逮捕下狱，交由赵高审理处置。赵高罗织罪名，将李斯屈打成招，赵高将结果报告二世时，二世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老师，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 七、陈胜吴广起兵，天下大乱，巨鹿之战，秦军主力被项羽消灭，刘邦军逼近关中。赵高见大势已去，发动政变，命令弟弟郎中令赵成（宫廷警卫大臣）和女婿咸阳令阎乐（首都咸阳市长）领军攻入望夷宫中，逼迫二世自杀。临死之前，二世与阎乐之间有一段对话，最可以看出二世与赵高的关系。 二世说：“能否见丞相一面？”阎乐回答说：“不可以。” 二世说：“希望得到一郡之地为王。”阎乐仍然回答不可以。 二世又说：“请求得到一万户的封地为侯。”又被拒绝。 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愿意与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待遇比况诸位公子。” 阎乐无意再听下去，说道：“臣下接受丞相的命令，为天下诛除足下。无论足下如何多说，臣下也不敢答应。”于是阎乐指挥部下逼近二世，迫使二世自杀。 俗话说，死前吐真言。二世一生，看重的是个人生命；死前，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活下去。二世一生，信任的是老师赵高，死前，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见赵高一面。他知道发动政变、逼迫自己自杀的人就是赵高，竟然无怨无恨，只求见一面，他对赵高的依赖，至死也没有改变。 身为历史学者，我每读史书到这里，总感到惊奇。胡亥与赵高的关系，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师生，私下里是亲友，情结上宛若父子。胡亥对赵高的信赖，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事情。在这种绝对的信赖中，胡亥已经变成了盲目的傻子，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判断力，甚至失去了常识上的判断力。如果我们明了这种历史和心理的背景，指鹿为马的故事大概就可以理解了，胡亥为什么会得到始皇帝格外宠爱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不过，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宠爱胡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可能与他的母亲有关。

8. 胡亥的母亲是谁？

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高位者宠爱幼子，常常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在众多的妻妾中，幼子的母亲往往是年轻貌美，最得老夫欢心。妻是新人美，娇妻幼子好，爱屋及乌的人情，古往今来如此。关于胡亥的母亲，史书上完全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不得不要多说几句。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秦汉体制的政治格局中，王后或者皇后往往比较低调，对政治干预较少。待到夫君过世，儿子做了皇上，自己做了太后以后，备受尊崇，高调出头，往往位高权重，积极干政。特别是在儿子年幼即位的时候，太后常常成为施政的中心，太后的亲属们也形成一大政治集团，这就是我们不时耳闻的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是世袭王政体制下的制度性产物。 秦国历史上，始皇帝的高祖母宣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母亲帝太后都曾经擅权一时。二世皇帝的母亲，在胡亥即位以前默默无名，这可以理解。然而，二世即位以后，也没有听说过有关她的任何活动，她的名字也完全不见于任何记载，这就不但奇怪，而且异常了。 我常常说，古史的记载，只有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没有记载，都是空白。在如此巨大的空白中，我们往往需要作合理的推想，尽可能地树立一些识别性的标杆，既提示可能的方向和背景，也留待新的研究和发现来证实、填补、修正和证伪。对于胡亥的母亲，我们不妨由此作一点合理的推想。 我们前面讲过，胡亥绝对信赖赵高，他收到以李斯为首的老臣请求清除赵高的上书后，曾经回信请求老臣们不要怀疑和加害老师赵高。胡亥在回信中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自己唯一的依靠，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这封信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原话是这样的：“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 在这里，胡亥提到自己“少失先人”。胡亥所说的“少失先人”，首先应当理解为父亲始皇帝的过世；不过，胡亥“少失先人”，也可能包括他的母亲更早就已经过世。不然的话，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的话，应当成为太后，母系一族，也应当为他提供支持和援助，不至于除了老师赵高而外，几乎是举目无亲，流露出如此巨大的孤独感。也许，正是因为胡亥的母亲在始皇帝去世以前就已经早早过世，所以，始皇帝爱屋及乌，将对早逝娇妻的爱怜转移到胡亥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没有留下她参与政治的记录。 爱屋及乌的秦始皇，特意为胡亥选定了老师赵高。秦始皇之所以选定赵高，当然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能力，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律专家，也是车技高强的武士和干练的能吏。另一方面，赵高是赵国人，出身于赵国的王族，他的赵国出身，可能也是秦始皇选他做胡亥老师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战国时代，各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同一国家出生的人之间，交流更为方便。比如始皇帝的母亲是赵国人，吕不韦为她找的面首嫪毐也是赵国人。秦始皇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或许是因为胡亥从小熟悉赵国的语言文化，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更为方便？ 胡亥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当时，他的祖母帝太后赵姬还在（十九年去世），赵姬是赵国人，这可能是胡亥与赵国关系密切的因素之一。不过，在胡亥与赵姬之间还有一位人物，这就是胡亥的母亲。胡亥的母亲，或许出身于赵国？她的赵国出身，正可以将赵姬、胡亥、赵高等赵国元素连接起来，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追踪疑案到了这里，我们对于秦始皇为什么格外宠爱胡亥，为什么考虑选取他为继承人的问题，可以说有了大致的了解；对于谁是胡亥母亲的问题，虽然也可以说是树立起了几个识别性的标杆。然而，详细的真相，仍然深藏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无法找到可以引导我们继续深入下去的线索。对于破解谁是秦始皇的皇后、秦始皇的后宫究竟是些什么人的疑案，我们剩下的最后线索，就是长子扶苏了，我们将继续追查下去。 （二）扶苏与他的母亲

1.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

在秦始皇的多位儿子当中，长子扶苏，能力最强，声望最高，也最为秦始皇所看重，是帝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好的接班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他为太子，由此导致幼子胡亥篡位，种下了亡秦的祸根。这件事，成为秦始皇迷雾重重的生涯中，又一个难解的秘密。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早就已经确立。在位的秦王，正式册立王太子，王太子的继承人，也预先确立。秦王去世，太子继位，太子继承人成为王太子，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在制度上保证了秦国政权的长期稳定。以我们讲过的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为例，他还在位时，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嬴柱就被册立为王太子，同时，秦始皇的父亲嬴异被确立为王太子继承人。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嬴柱即位，嬴柱去世，嬴异即位，嬴异去世，嬴政即位。尽管有种种不测和意外，比如安国君即位三天就死去，嬴异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但都没有出现继承人的纷争。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一事，不但在政治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是一件不合秦国制度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异常。 异常的事情，往往有之所以异常的原因。这个异常的原因，需要到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人物中寻找线索。要找这个线索，首先得从扶苏入手，因为他是距离皇太子位置最近的人。我也请大家不要忘了，扶苏是皇长子，他的母亲也可能是距离始皇后最近的人，我们期待着一箭双雕。 按照我们的惯例，着手调查某人之前，我首先为大家提供有关该人的个人材料。下面这份关于扶苏的材料，请大家过目。 扶苏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年，始皇帝四十八岁，扶苏大概不到三十岁。扶苏的出现，与一桩著名的历史事件相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事件。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语，“所谓的坑儒”。“所谓的”，就是被说成是这样子的。我之所以用“所谓的”这个词，是想要指出所谓的坑儒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2. “坑儒”事件的始末

晚年的秦始皇，因为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他们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天下，抵达琅琊台（今山东胶南）。琅琊台的碧波蓝天，奇山妙境，使第一次见到大海的秦始皇大为兴奋。他在琅琊台整整住了三个月，快活得不想离开。他在琅琊刻石记功，修筑别馆，移民三万户来这里定居，减免他们的赋税，相当于将琅琊台作为自己的汤沐地，新建了一座供自己休养的城市。 在琅琊台，秦始皇第一次见到了方士徐福。徐福告诉秦始皇说，茫茫大海中有三座神山，一座叫作蓬莱，一座叫作方丈，一座叫作瀛洲，神山上有仙人居住，仙人们采食着不老的仙药，过着天长地久、无忧无虑、无病无苦的极乐生活。秦始皇大为心动，接受徐福的建议，遣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同徐福一道入海求仙。秦代方士的兴盛，由此开了头。 从此以后，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咸阳来，在秦始皇的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侯生和卢生是有名的方士，他们受秦始皇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求不老的仙药。 琅琊台（李开元 摄） 琅琊台徐福（李开元 摄） 仙药哪里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理由却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卢生等人对秦始皇说：“我们为陛下寻找灵芝、仙药和仙人，经常遇不到碰不上，看来是有恶鬼在从中阻拦。为了避开恶鬼，请陛下外出时秘密行踪。行踪秘密以后，恶鬼消失，真人才能到来。神灵的真人，入水不湿身，入火不感热，高居于云气之上，与天地共长久；要求仙药，首先就要与真人相通。如今陛下治理天下，未能恬淡隐逸，自然不能通于真人。所以，希望陛下不要将停留的宫室居所让人知道，只有这样，真人才会出现，不死之药才有可能得到。” 秦始皇求药心切，真信了。他宣布说，我仰慕真人，从此以后，我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了。“朕”是皇帝专用的自称，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制定的法定称谓。“真人”，是道家方士对仙人的称谓。秦始皇废“朕”称“真人”的事情，打个比方说，正如在任的克林顿放弃总统的称号，自称摇滚乐手一般，执迷而近于荒唐。在秦始皇晚年的心境里，生命比权力更紧要，神仙比皇帝更迷人。他的行踪，从此成为绝密，有敢泄露者，以死罪论处。 秦始皇是严厉认真的人，他按你卢生的话办了，你卢生的话可信不可信，真人来不来得了，仙药找不找得到，就得拿话来说，要你兑现了。秦是法制国家，重视实践实效，对待奇物方士，“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该法规定，凡有方术特技，不得模棱两可，经检验不灵验者，以死罪论处。卢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齐大逃亡。秦始皇大怒，将此案交由御史台追究刑事责任。在追查审讯的过程中，在咸阳的各种方士奇技者、部分言论文学者都被牵连进去，最后的结果，判定其中四百六十余人有罪，被活埋于咸阳东郊。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的来龙去脉。

3. 黄牌警告

坑儒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两千年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把它看成暴君秦始皇的标志性罪行之一。历史侦探在调查秦始皇疑案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秦始皇反儒的确切证据。在追查扶苏的案件时深入坑儒事件当中，经过仔细的查阅寻访、严密的追踪考察以后，历史侦探获得充分的证据，断定坑儒是一桩伪造的历史，一桩一而再、再而三的三重伪造的历史。 简单说来，秦始皇坑方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编造的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的，为的是将自己打扮成暴政的受害者，便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西汉中期，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警告怂恿汉武帝求仙求药的方士，不小心将这个不可信的故事写进了书中。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为了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他们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改造成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在得到官方的认可后，从此作为“历史”一直流传下来。这桩历史疑案，隐秘曲折，已经超出了眼下本案的追查范围，我把它的来龙去脉以附录的形式放在书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翻阅。 不过，在坑方士这个可疑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比较可信的史实，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过去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做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好。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毫不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犹豫于两可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晚年的始皇帝偏爱幼子胡亥，曾经考虑立胡亥为太子，他犹豫于两可之间，就是在扶苏和胡亥之间矛盾彷徨，犹豫于立长子还是立幼子。始皇帝将如何做出自己最后的决定呢？

4. 召回扶苏

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去疾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调包了吗？ 这些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详，但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5. 一着险棋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不过，也正是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遗诏，却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它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在秦末的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埋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那么，赵高等人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遗诏，长子扶苏为什么会因此而自杀呢？这又牵涉秦末历史上种种难解的谜团。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经过商量以后，诈称丞相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帝大位，另外制作了一份赐予长子扶苏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士卒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这份书信用封泥封缄并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看，李斯、赵高等人制造遗诏，送这封书信到上郡去，实在是一着险棋。 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实力上的。扶苏与蒙恬在上郡，统领着帝国北部军三十万精锐部队，控制着首都咸阳的北部外围防区。他们如果怀疑遗诏的真伪，拒绝接受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是没有实力可以同扶苏和蒙恬对抗的。 第二个理由是时间上的。如果扶苏和蒙恬怀疑遗诏的真伪，请求再次复核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将无法继续隐瞒秦始皇已经过世的消息。 关于第二点，我要特别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内卫大臣。史书上说：秦始皇“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秦始皇外出时，蒙毅同车侍候，秦始皇在朝内处理政务时，蒙毅在御前侍候，他是从来不离秦始皇左右的心腹。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蒙毅是一直跟随在身边的。不过，前面已经提到，秦始皇在平原津染病，占卜打卦，以为是有恶鬼作祟，临时派遣蒙毅到代县一带，代替自己向山川之神祈祷。因此，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突然死去时，蒙毅恰巧不在身边，这就给赵高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请大家一起来联想一下当时的形势，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祈祷完毕将回来向秦始皇复命。以路途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上郡远。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皇帝书信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将无法隐瞒。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那么，扶苏和蒙恬接到遗诏后作何反应，蒙毅能否及时归来呢？而赵高等人又能否确保始皇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不被泄露呢？

6. 不可理喻的自杀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胡亥、赵高和李斯结盟定约，送走了送信的使者以后，严密封锁了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驭，定时奉献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人应当急速护送始皇帝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首都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始皇帝死在沙丘，沙丘在秦的巨鹿郡南部，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继续巡幸的车马由沙丘出发，往西北方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地隐瞒始皇帝的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送走携带皇帝书信的使者以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大将蒙恬怀疑。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使者诈称王命的手段，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可谓是前车之鉴；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醒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扶苏自杀，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对于扶苏不听蒙恬劝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我最初推想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现在，当我对秦始皇的历史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后，觉得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在个人性格品德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另有更为深沉的历史背景，隐现在不可理喻的史实后面。这桩历史的隐秘究竟是什么呢？ 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了。

7. 扶苏的复活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扶苏石刻像 扶苏——秦帝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好的接班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他为太子，由此导致幼子胡亥篡位，埋下了亡秦的祸根。 商水扶苏墓（李开元 摄）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是导致秦帝国崩溃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意义非同寻常。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诵，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古往今来的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纪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自杀。项燕呢？他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秦王政二十三年，嬴政为了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保家卫国，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故地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这就难免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份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在当时的历史和语言环境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意义是哀王孙，痛惜远古以来的贵族被暴秦灭绝，如今已经难以找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细说。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败自杀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怕就解释不通了。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破解历史疑案，首先需要搞清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清楚以后，对于史实间的关系，还需要作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疑问呢？

8. 藤田教授的推测

我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说，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意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所讲，尽管是一种解释，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生出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呢？ 同样的问题，也被研究同一段历史的外国史家所关注。不久前，我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著《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眼睛豁然一亮。藤田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皇帝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并举，其间有一个联结二者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然而，就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联手反秦，受项燕的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楚军战败，楚王昌平君死去，大将项燕自杀，时间、地点、事情都在一起。 藤田先生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特别是藤田先生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开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破解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解明始皇后是谁的疑案提供了开启的钥匙。

9. 谁是王后？

藤田胜久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我深表赞同。藤田教授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我大受启发。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先生推测说，在嫪毐之乱暴发前，秦王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想来，在藤田先生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我们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首先，我们来看秦王嬴政什么时候迎娶王后结婚。这件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援引秦国王室的成例来作推测。以嬴政的高祖父秦惠王为例，秦惠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成人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秦惠王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行婚礼，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者是成例。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正是沿用这个王室成例。准此，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当时昌平君已经在秦国，应当与护送楚夫人到秦国无关。 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呢？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是魏国夫人，她为武王迎娶的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夫人，她为秦昭王迎娶的夫人是楚夫人。孝文王（安国君）的母亲是唐八子，出身不明。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安国君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是出于以祖母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意愿，宣太后为他选定的正妻华阳夫人，也是楚夫人。 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未来嬴政的婚姻，当取决于她们三人。秦王政七年，嬴政二十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帝太后因为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二十三岁，依照秦国的定制将要行大婚选定王后。这时候，唯一能够左右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无疑就是健在的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国人，她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据此，我们可以补充史书失载的内容，写下：“秦王政十年，迎楚夫人。” 至于这位楚夫人究竟是谁，由于史料过于欠缺，我们只能推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女子。她是华阳夫人所看中的孙媳妇，不但与华阳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也与昌平君关系密切，她们都是同一亲族关系网里的人物。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秦始皇的正夫人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夫人的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楚国王族的血液，他与楚系外戚集团关系密切。由楚系外戚这条线索，昌平君与扶苏和项燕，就可以连接起来了；陈胜吴广起义，假称扶苏和项燕为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联想到昌平君在秦王政时代的起落沉浮乃至最后反秦为楚的悲壮历程，以及势必引起的秦国宫廷楚系外戚势力的衰落，那么秦始皇生前的多种疑案，比如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始皇后，秦始皇为什么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等疑问，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的入口了。当然，更深刻、更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侦探的脚步仍旧不会停止。 谜底 穿透历史的迷雾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书，然而，关于秦始皇的出生，他的宫廷，司马迁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干脆没有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是怎样写出来的？《史记》中没有记载的历史，隐藏着怎样的惊天大秘密？
（一）司马迁误信的故事

1. 新的嫌疑人

在围绕着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雾当中，我们调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谜、弟弟和假父之谜、表叔之谜和后宫之谜。对于这四件疑案，我们通过不懈的追踪、严密的考察，一一做了破解，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疑案追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鸣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历史侦探的回答是，此时收兵还为时过早，难免有草草收场的嫌疑。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四件疑案的发生，都起源于《史记》。或者是出于《史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或者是出于《史记》记载的含糊，或者是出于《史记》的失载，或者是出于《史记》的误载，说到根子上，还是那句话，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史记》是历史著作，《史记》中偶尔出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连续出错，冤假错案不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了，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领过稿费，却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权。现在，《史记》出了问题，出了冤假错案，司马迁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然会怀疑：司马迁是否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超时空的想象。 请回到我们已经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吕不韦、子异和赵姬在场的话，他们在感谢历史侦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谢历史法庭为他们推翻了冤案以后，一定会强烈要求追究司马迁的责任，要司马迁出庭作证，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下诬陷不实之词。 历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审理历史疑案。历史法庭认为，受害者们要求追究冤假错案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被害者的名誉恢复和事实澄清都是不完全的。历史法庭认为，随着案情侦破的进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现出来了，如果侦探们抓不住这个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侦破就会半途而废。 接受历史法庭的告诫，历史侦探开始着手调查谁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司马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历史侦探追究司马迁的责任，首先要追查《史记》中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自己的编造和隐瞒，责任当然在司马迁，我们就可以给他定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并且要求他出面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的道听途说，他只是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传闻，不加分辨地写进书中，或者是出于疏忽，没有将应当写进史书的事情写进去的话，他就不应当承担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但是，必须承担传播谣言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他必须出庭解释，他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为什么把它写进《史记》？他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材料，又是如何选取这些材料的？看来，历史侦探还得忙碌，还得根据司马迁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查制造历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冤假错案的问题，彻底地追查起来可能相当麻烦，看似简单的历史学疑案，认真追究起来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历史累积的加厚和变形的结果。长话短说，一句话，我们将司马迁作为新的嫌疑人来追究的事情，牵连到历史学中的基本问题：历史著作是怎样编撰出来，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历史在编撰的过程中，历史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形的？ 历史编撰和历史流传的过程，宛若一种变形的镜像，我们必须先将这个变形镜的变形原理搞清楚，然后才能根据变形的误差审查变了形的历史，据此修正误差，逼近真实的历史，也才能判定作为嫌疑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2. 《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

毛泽东曾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家眼中的国际政治世界，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波普曾经宣称，宇宙有三个世界：第一是物质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识世界。这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世界，正在随着信息这种奇特物质的兴起而成为现实。 作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世界划分。受伟人先贤的启发，我深感“三”是一个有趣的好数字，历史学也与“三”有缘。在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终于认识到，历史学世界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我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的多个延伸世界，作为三个基础世界的延伸，历史学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曾经真实发生过，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史。以我们所追查过的疑案内容而言，两千多年以前，在关中华北地区，有吕不韦、子异、赵姬、嬴政、华阳太后、昌平君、茅焦等一些人，他们曾经交往相处，相爱相恨，有过种种活动。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这些曾经活着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后人也是不可能再亲眼看到了。 不过，有关这个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却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能够反映往事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也以本书的内容而言，吕不韦和华阳太后、子异和赵姬——也就是后来的庄襄王和帝太后、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们的坟墓都还在，我们可以去凭吊，可以去勘察，甚至可以去发掘。有关他们当时情况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近来也发现了不少，比如出土的秦代竹简，我们可以去阅读整理，可以去研究解释，甚至可以去触摸感受。这些都是最可靠的史料。 根据史料所编撰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中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史记》，就是这样一本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就是一位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时代的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出生以前的所有历史，都是他没有亲历过的，他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来做编撰。即使是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个人的经历视野有限，绝大部分仍然只能依据史料来编撰。所以我们说，《史记》不是史料，而是根据史料编撰的历史著作。如果无分析无批判地将《史记》作为史料来看的话，就是还没有入历史学之门的门外汉了。 有了以上的三个世界，或者说三个历史以后，历史学的基础就算是奠定了。 进而，如果有人读了《史记》，根据《史记》的叙述写了一本历史书，比如书名为《史记的人物和故事》，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基础世界之外的延伸，属于N类的第四世界了。也就是说，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做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再根据这本书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这就是我所说的“3＋N的历史世界”。 “3＋N的历史世界”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常常提到的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指的是第一历史。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历史真相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度也不断地降低。 与此相反相成，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衍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3. 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

历史学是3＋N的多重世界的模式划定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真假和价值的尺度。下面，我们不妨将这个尺度放到我们的书中来，看看司马迁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又是如何来编撰《史记》的不同篇章的。也许，有了这个尺度的帮助，我们可能会发现《史记》的不同篇章中为什么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叙，进而找出制造冤假错案的真正犯人来。 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根据秦国的史书。其中主要是秦国政府正式的历史记录，叫作《秦纪》，是相当可靠的史料。司马迁还使用了有关秦国国君的一些类似家谱族谱的记载，这些材料多有纪年，比较实在，也是相对可靠的史料。与此同时，司马迁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当中选用了一些材料补充进去，使《史记·秦始皇本纪》更为生动丰满。 司马迁编撰《史记·吕不韦列传》，主要是依据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的基本形式，可以从诸子百家中的故事，也可以从《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的内容上看出个大概。这一类材料是战国游士们讲的故事，虽然生动有趣，却因为添油加醋，比附夸张，作为史料来说信用度较低。这一类材料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纪年，常常张冠李戴，将这个时代这个人的事情，套在那个时代那个人身上，不时闹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出来。所以说，从史料的来源上看，相对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来说，《史记·吕不韦列传》的信用度较低。 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给子异的故事，仅仅见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在《史记》以前的所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没有这个记载。不过，在查找这个故事来源的过程当中，历史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与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史记》的其他篇章当中，这就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楚考烈王的故事，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相对于吕不韦这个故事的简略，春申君的故事非常详细，曲折动人，堪称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为了便于对照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 楚国的考烈王没有儿子，丞相春申君非常忧虑。他四处寻找适合于生孩子的妇人进荐给考烈王，送进宫中的妇人不少，却没有一个生下儿子来。赵国人李园有个妹妹，天资绝色，能歌善舞（请注意，又是赵国，又是能歌善舞的舞姬），想献给考烈王，听说考烈王生不出儿子，担心妹妹进宫以后，无子失宠，于是李园另外起了主意。 李园设法到春申君府上做了舍人，就是家臣门客一类的人物。 有一天，李园向春申君告假回家，故意回来晚了，被春申君问起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遣使者来下聘，想娶我的妹妹，我与使者饮酒商谈，所以回来晚了。” 李园的话，一下子引起了春申君的兴趣，问道：“你已经接受了彩礼了吗？” 李园回答说：“还没有。” 春申君说：“我可以见见你的妹妹吗？” 李园正中下怀，回答说：“行。” 故事下一步的发展，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春申君见了李园妹，大为情动心动，于是李园将妹妹献给了春申君。李园妹得到春申君的宠爱，怀了孕。李园知道了，于是与妹妹商量，定出一个进宫的计划来。 李园的妹妹察言观色，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春申君说：“王上看重君侯，君侯的宠信，即使是王上的亲兄弟也比不上。如今君侯做丞相已经有二十多年，而王上至今没有儿子。如此状况继续下去，一旦王上百年以后，王上的兄弟将继承王位。新王即位以后，自然看重自己身边的人，君侯的宠信怕是不能长久了。不仅如此，君侯多年主持国事，当权久，对王上的兄弟们失礼不周的地方也多，一旦新王即位，灾祸将会降临身上，那时候，君侯还想要维持丞相的地位，保持已有的封地，恐怕更是无从谈起了。如今我已经怀孕，还没有别人知道。我侍候君侯时间不长，如果借重君侯尊宠的地位，将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会临幸我。仰赖上天，如果能够生下儿子，您的亲骨肉继承了王位，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看，以这种结果比较身临不测之罪的前景，究竟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春申君听进去了，大以为然。于是专门为李园妹安排单独的住所，首先避嫌隔离（也就是“谨舍”或“谨室”），然后推荐给考烈王。考烈王召李园妹入宫，于是生下儿子，立为太子，李园妹被立为王后。至于李园，他以王后之兄、太子舅父的外戚关系，受到考烈王的宠信，擅权用事。

4. 从女性视角看历史现场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一个战国时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不但见于《史记》，也见于今本《战国策·楚策》，两者内容相同，词句几乎完全一样，无疑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活故事，在司马迁以后的时代，还在继续发展。在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所编撰的《列女传》中，在东汉时代编撰成书的《越绝书》中，这个故事发展得更为完美，本来缺鼻子少眼睛的人物，都成长得眉眼齐全，相貌周正了。李园妹也有了正式名字，叫作李环，她不但“能鼓音”，会吹拉弹唱，还能“读诗书，通一经”，被打扮成了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新女性。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生动有趣；作为文学作品的演变来考察的话，非常有意思（对于这些，我有另外的研究，留到那时候再来细谈）。同一故事，如果作为历史来考察的话，那就是破绽百出，荒唐无稽了。这种荒唐无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个一群傻子大聚会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献有孕之女能够成功的前提，就是有孕之女的接受者，一定是一个傻子，一个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傻子。在这个故事里，接受者是楚考烈王，他不但自己生不出儿子，还兴高采烈地娶了一位已经有身孕的女子，将生下的儿子立为太子，将儿子的母亲立为王后。如果说考烈王自己被简单地蒙骗，那只是傻帽儿一个。他是国王，他有侍从，有御医，这些人都负有保护楚王、保证楚国王室血统纯正的责任，他们也都被简单地蒙骗了，那就是傻帽儿一群了。 傻帽儿一个，我们可以用骗不了的充分理由予以驳斥；一群人都成了傻帽儿，怕就有另外的理由了。骗不了的重大理由，讲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说了，不但法律和制度不容，医生和亲近也不许，请大家重新回味一下第一案的大概，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人情上另外的理由，我们后面再来说。 其次，这个故事的主谋，是李园和他的妹妹。李园通过春申君献妹妹给楚王，是可以理解的合于情理的事情。春申君横插一杠子，自己先尝了新鲜，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李园妹自知怀孕以后，主动请求春申君将自己献给楚王，这就完全脱离常识，不可信了。 古往今来，历史在演变，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是人情，这是今古之间能够理解沟通的基础。侦查当今疑案的刑警侦探，必须深入案发现场；破解过去疑案的历史侦探，必须深入历史现场。深入历史现场，一是用脚，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也就是到古代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二是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也就是穿越时空做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心情。 现在，我们首先请诸位女性读者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李园妹，你知道自己怀了孕。你哥来了，给你如此这般地出了个主意，劝你去当献身的有孕之女，你会按你哥的主意去做，你会对孩子他爸来这样一番话吗？为了近便起见，你不用设想孩子他爸是楚国的丞相，你只就近设想他是某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刚刚娶了你。你对老公说，我已经怀了孕，为了你的未来前途，请你将我介绍给董事长，万一生下儿子来，将来的公司就是你的了。如此这般的话，你敢不敢说？如此这般的事，你干还是不干？ 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哥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他踢出门，而是真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哥还傻。你不想一想，你刚刚进门一个月，凉炕头还没有睡热就说这种话，你老公注定马上起疑心：你嫁我原来是图的他，你敢借我骗他，你不会不敢借你哥骗我，从你哥将你介绍给我开始，原来都是演的戏，你肚子里的娃保不准是哪里来的野种。你也不想一想，董事长有老婆有情人，多年生不出儿子的原因，或者是他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是命中的机遇不巧，x的基因引不出y来。肚子里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就踩着丈夫的头翻过了山，想到董事长家去当老板娘。事情究竟有多荒唐，还用多说吗？

5. 从男性视角看历史现场

女性读者深入现场以后，我再请男性读者也深入现场。你可以设想自己就是春申君。你是董事长信任的总经理，董事长年事已高，没有儿子，那是董事长的家事，董事长的兄弟们将来接管公司，可能炒你鱿鱼的阴影，确实使你不安。如此情况下为了将来打算，你会听你老婆的主意，将怀了孕的她献给董事长，梦想一旦生下你的儿子，将来做了董事长，公司就是你的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扇你那傻子老婆两个大嘴巴子，一脚将她踢出门，而是真去干了的话，那你不但是傻，还是大傻，比你老婆还傻。老婆究竟是真傻还是装傻不多说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的老婆真的上了董事长的床，如果你的老婆——那时候应当称作前妻了——真的在董事长家生下了你的儿子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成了董事长的继承人，这时候的你，就成了所有当事人都想要封口的共同敌人。想要封口的人，甚至包括你自己，你不得不一辈子闭住自己的嘴。 你可以想一想，董事长和他的亲族们，不知情则已，知道了就要拿你是问，拿你开刀。你不但自己得保密，也望前妻千万不能漏出一点风声。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前妻做了董事长夫人，她怕事情暴露，危及自己和儿子的地位和生命，一定要你永远闭口。你可以想一想，在更远的将来，如果你的儿子真的获得了继承权，做了董事长，为了维护他继承公司的正当性，他和你最好的选择都是永远保密。一旦真情暴露，在你和公司之间，你的儿子只能选择一个。毫无疑问，权衡利害的结果，最好的选择就是请你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事实上，春申君献李园妹给考烈王的结局，与总经理献老婆给董事长的结局是相同的，这个结局就是杀人灭口。 故事结尾说，李园妹做了王后，儿子做了太子，李园也受宠当权以后，担心春申君泄露秘密，担心春申君骄横，于是偷偷招募武士，准备杀春申君灭口，楚国国内有人知道了内情。 就在春申君做丞相的第二十五个年头，考烈王病重。一位叫作朱英的知情人来见春申君，警告说：“世上有不望而来的福气，又有不望而来的灾祸。如今君侯身处不望而来的世道，服侍不望而来的君主，难道不会没有不望而来的人吗？”朱英的话里五次提到“不望而来”，他所说的“不望而来”，就是“意想不到”，超出预计之外的意思。朱英的话含蓄婉转，意思是说楚王病重，政情将有变化，不可不早作打算，提防别有用心的人。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福气？” 朱英回答说：“君侯做丞相二十多年，名义上是相国，实际上相当于楚王。如今楚王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年幼，君侯将要辅佐幼王，执政当国。那时候，君侯固然可以做商代的伊尹和周代的周公，辅政到幼王长大成人，然后将政权交还；不过，君侯也可以南面称孤，自己来做楚王。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望而来的福气。” 春申君又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灾祸呢？” 朱英回答说：“国舅李园，因为不能当政掌权而怨望君侯。他虽然不执掌兵权，却早就在私养武士，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先入宫中夺取权力，杀害君侯以灭口。这就是我所谓的不望而来的灾祸。” 春申君再问道：“什么叫作不望而来的人呢？” 朱英回答说：“请君侯任命臣下我为郎中，安排在宫中，一旦楚王死，李园抢先进宫，臣下就为君侯杀死李园。这就是不望而来的人。” 春申君不以为然，说道：“足下免了吧。李园是软弱的人，我又善待他，不至于如此。” 朱英知道春申君不用自己的主意，恐怕将来灾祸及身，于是就隐身逃亡了。 十七天以后，考烈王死去，李园果然抢先进入宫中，在宫门内埋伏武士。春申君进入宫门，武士们刺杀春申君，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宫门外。李园于是夺取政权，布置属吏，将春申君一家诛灭了。 这个不幸的结局，倒是合情合理。不管任何时代任何人，假如谁有献有孕之女夺嗣的念头，谁就等着被杀人灭口的结局吧。

6. 献女故事的前提崩溃

我用男性女性深入历史现场来衡量献有孕之女故事真伪的方式，曾经受到友人的质疑，认为过于低俗，可能降低历史推理的档次。我经过再三考虑以后，还是决定保留。之所以决定保留，是因为我希望由此强调常情常理在衡量历史真伪中的重要作用。经过在历史世界中的多年游历，我深感历史在演变，人物在更替，不变的是人性，相通的是人情。不变的人性、相通的人情，是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古人，现在之所以能够知晓过去的认知基础。用我们今天的常识和常情不能理喻的往事，一定不会是原样真实的；违情失理的地方，一定有它特殊的因由，这些特殊的因由，常常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虽然是一个傻子大聚会的编造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有真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故事的人物和结局是真实的，李园后来当政的事情，也由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得到了证明（下详）。 我们可以说，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一个真假参半、有实有虚的历史故事。将它作为历史来看，作为史料来用的时候，首先要对它去伪存真，判定哪些部分是真的，哪些部分是假的，用历史学的行话来说，就是首先要做史料批判。 从史料批判的观点来看，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中，被掺假的部分，正是故事最离奇动人、最吸引听众的地方。这就是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李园妹是怀了孕的，生下来的儿子的真正父亲不是考烈王而是春申君。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讲解过的，献有孕之女夺嗣的事情，既不合情理，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可能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编造的历史故事。 其次，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不合。 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是“楚考烈王无子”。这句话不仅是故事的开场白，也是整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前提。因为考烈王无子，才引起了春申君的忧心和为考烈王寻找适合于生子的女人的行动，进而引出李园和李园的妹妹这两位人物，故事由此顺次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楚考烈王有儿子的话，这个故事就编不下去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讲解过的，楚考烈王无子的话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考烈王不但有子，而且多子。他的多位儿子当中至少有四位是有名有姓有事迹的，并且先后做过楚王。这四位儿子分别是：第四十二代楚幽王熊悍、第四十三代楚哀王熊犹、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末代楚王熊启，也就是昌平君。 考烈王的这四个儿子中，熊悍和熊犹同母，都是王后李园妹所生，熊悍是嫡长子，熊犹是他的弟弟。负刍和熊启都是庶出。负刍的母亲是谁，不清楚，史书上称他是熊犹的庶兄，出生在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以前。熊启的母亲是秦国的王女，他出生于考烈王即位前以王太子身份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较春申君献李园妹的事情早了约三十余年。 考烈王至少有四个儿子的历史事实清楚以后，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前提就崩溃了。这个故事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7. 请动护宝槌

这些年来，古董收藏兴起，文物鉴定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在国外类似节目的启发下，北京电视台也有了文物鉴定的专门节目，叫作《天下收藏》，由演员王刚主持，挥动护宝槌去伪存真。在这个节目当中，经过专家们辨明的假货，都在王刚的护宝槌下粉身碎骨，真货都由专家估出不菲的价格，赠送价值万元的金章，可谓是黑白分明，真假两清。我隐约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种情景，王刚有时拿起护宝槌，想打假又怕打了真，想保留真又担心放走了假，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搞得大家心累心跳，只想你王刚早点说话啊，究竟是真还是假？ 结果呢，这件器物有真有假，有黑有白，是一件掺了假的真品。比如说是一件康熙官窑的瓷碗，胎身是真的，上面的字是后来写上去的。又比如说是一件西周铜器，铜器的身子是西周的真品，盖子是战国时代配上去的。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假货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护宝槌砸下去，就毁了真东西；不请动护宝槌，又等于承认了假东西。所以，王刚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大家也不得不跟着心累心跳。 文物和文献，都是历史的遗留。文物当中的真假，与文献当中的真假，情况都是相通而类似的，都需要用考古的方法，做出去伪存真的鉴定。在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中，考烈王无子，李园妹生下的儿子不是考烈王的儿子的事情是假，相当于西周铜器上后来配上去的战国盖子。我们如果将这个盖子暂时拿开，留下的铜器就是一件真的西周铜器了。如果我们借用文物鉴定的方法，将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中后来添加的编造部分排除，剩下的部分就应当是器物的真身，反映了真实的历史。长话短说，我们对这个历史故事进行文献考古以后，对其中的真货，也就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真实历史可以签字盖章，开具鉴定书如下： 一、楚考烈王熊元与春申君黄歇的关系非常密切。熊元还是王太子的时候，春申君就是他的亲信，他们一起在国内国外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患难与共，信任无间。春申君帮助考烈王即位以后，长期担任相当于楚国丞相的令尹，是考烈王时代楚国的第一权臣。 二、李园曾经是春申君的家臣，他通过春申君的介绍，将妹妹送进宫中。 三、李园妹进宫以后，得到了考烈王的宠爱，为考烈王生下了儿子熊悍（后来被立为楚幽王），被立为王后。李园也因此被考烈王任用，开始在楚国政坛出头。 四、考烈王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考烈王病重（当时，李园妹第二次怀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次子熊犹——楚哀王）。为了确保对于未来的楚幽王，也就是嫡长子熊悍的辅政权，李园兄妹准备清除春申君。春申君得到密告后将信将疑，犹豫不决，结果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害，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 以上结果，就是我们通过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所能解读到的确切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铜器的真身。 铜器真身的鉴定完成以后，我们再回到假盖子上来。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西周时代来说，这个后来配上去的盖子是假的；不过，这个盖子相对于战国时代来说，却是真的。也就是说，对于掺杂进真货里面的假货，只要我们能够将假货掺入的时间和情况搞清楚，我们就可以由此得到一部关于假货的真历史。这部假货的真历史，虽然隐秘曲折，但能够为我们揭示出一些闻所未闻的真相，帮助我们破解某些历史秘密。

8. 谁是假货的受益人？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造的？这些人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呢？ 凡是造假，都有造假的动机。造假的动机，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但造假出于造假者的利益，预期会给造假者带来好处，却是共同的。也就是说，造假者费心用力制造假货，一定是出于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从而，只要我们找到假货的受益者，假货制造者的踪迹也就可以寻觅得到了。那么，假货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审查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春申君是最大受害者，他为此全家覆灭，因此，这个故事不可能是拥护和同情春申君的人编造的。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个故事的受益者似乎是李园兄妹，他们杀死了春申君，获得了执掌楚国政权的重大利益。然而，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李园兄妹同样是受害者。大家想想看，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作跳板，欺骗了考烈王，将假儿子立为太子，假儿子的母亲也因此被立为王后。考烈王死时，李园兄妹又过河拆桥，杀死春申君，拥立假儿子即位，独占了楚国政权。毫无疑问，在这个故事当中，李园是十恶不赦的恶男，李园妹是十恶不赦的毒女，都是应当被谴责、被诛灭的。非常明显，这个故事对他们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说，他们也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而不是这个故事的编造者。 然而，李园兄妹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仍然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深入一些观察下去的话，将不难发现，这个故事的最大受害者是李园妹的儿子们，也就是楚幽王和楚哀王。这个离奇动人故事的真正目的，是要散布这样一条消息：楚幽王熊悍和楚哀王熊犹，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他们的血统都是有问题的，不应当继承王位，而是应当被考烈王的真儿子取代。 分析故事到这里，让我们暂时离开故事编造的事情，再一次回到考烈王死后的历史真实中来。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以后，李园兄妹杀死春申君，扶持太子熊悍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楚幽王年幼，政权由母太后和舅父李园摄理。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执掌楚国国政的第一权臣。李园主持楚国国政的事情，传世的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却得到了出土文献的确凿证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李园谓辛梧章”，文中说：“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这段文字说，（楚幽王三年）秦国派遣将军辛梧到魏国去，联合魏国一道进攻楚国，执掌楚国政权的李园甚为忧虑……后来他通过外交活动，劝说秦将辛梧化解了这次危机，显示了主持国政的能力和业绩。 楚王熊悍鼎 相传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系楚幽王熊悍所铸。 楚幽王十年，楚国发生政变。之后，一个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开始流传，要点在于否定幽王及其同母弟哀王的楚国王室血统。最终，这个故事移花接木到秦始皇头上。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熊悍去世，熊悍的同母弟，也就是李园妹的小儿子熊犹即位，是为楚哀王。熊犹是考烈王的遗腹子，年幼不过十岁，政权的维系，仍然由太后和舅父李园掌握。两个月后，楚国发生政变，楚哀王被杀，考烈王的庶子负刍被拥立为楚王。这件事，《史记·楚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楚幽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
这是说，楚幽王十年，幽王过世，他的同母弟弟熊犹接替他做了楚王，是为楚哀王。哀王被立两个多月后，“负刍之徒”杀死哀王而拥立负刍为楚王。所谓“负刍之徒”，就是支持考烈王的庶子负刍的政治势力，他们发动了政变，建立起以负刍为王的新政权。由于这次政变，以李园兄妹为核心、当政十年之久的李氏外戚集团被消灭。 楚国的这一段历史清楚以后，我们再回到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上来。将两者对照结合起来看的话，故事的真正受益者是谁，他编造这个故事的理由和动机，大致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真正受益者，应该是公元前228年发动政变，夺取了楚国政权的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和“负刍之徒”，也就是以考烈王的庶子负刍为首的新的政治集团。这个故事，为他们消灭政治对手，也就是以李园兄妹为核心的长期掌控楚国政权的外戚集团提供了最好的口实。这个口实就是，由于李园兄妹利用春申君欺骗了考烈王，楚幽王和楚哀王都不是考烈王的儿子，因而应当被考烈王真正的儿子取而代之。 政治权谋说，凡是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制造舆论。制造夺权的舆论，首要在于宣称旧政权的不义、不道和非正统，以此作为新政权正义、有道和正统的铺垫。连接故事编造的历史和故事中的历史作合情合理的推断，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离奇内容，很可能是楚王负刍之徒编造出来的；这个故事的成形和出现，应当在公元前228年至公元前227年，也就是楚王负刍即位前后。

9. 移花接木的线索

春申君献有孕之女这个故事的真假虚实、来龙去脉大体清楚以后，我们自然会继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地扯到吕不韦身上，别有用心地编造出秦始皇不是庄襄王儿子的故事呢？ 《史记·春申君列传》所载的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是用这样的话收场的：春申君被李园埋伏的武士杀死，家族被诛灭以后，“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这句收场白是说，春申君献给楚考烈王的有孕之女——也就是李园妹——所生下的儿子，被立为王，即是楚幽王。这一年，是秦始皇即位的第九年。嫪毐在这一年叛乱，被发现，诛灭三族，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 《史记·春申君列传》本来是讲楚国的事情，讲完春申君、李园、楚幽王的事情后，突然笔头一转，扯到秦始皇、嫪毐、吕不韦身上去了，很有些不自然。不但不自然，而且这种不自然的写法，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春申君、李园和楚幽王的事情，与秦始皇、嫪毐和吕不韦的事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我们已经说过，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是不编故事的。但是，他是喜欢听故事的，他在编撰《史记》的时候，为了丰富纪事的内容，选取了一些既有的历史故事作为史实写进书中。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时，首先面临着如何判断真伪，如何取舍留存的问题。同时，他在选取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多是当时游士们的口头讲述，外交辞令之间插入的话引子，没有纪年，时间混乱，他必须为它们确定年代后，才能写入史书。 打个比方说，这些战国故事，都是些飘浮在空中的树叶，天上地下，随风起舞；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生动有趣，不过，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时候，就虚无缥缈了。历史学家首先得竖立一根时间的树干，再将这些无根的树叶采集起来，经过选择，然后粘贴到树干的适当位置上去。这个做法，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工作，叫作“以年系事”，就是用年代将事情拴起来。 春申君献李园妹的故事，是从战国游士们讲的楚国故事中选取的，本身没有确切的年代。楚国的史书，同战国各国的史书一样，由于秦始皇焚书的原因，都被烧毁了，楚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也失去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是用什么样的时间树干将这个故事拴住，确定它的年代的呢？ 秦始皇焚烧各国的史书，却没有焚烧秦国的史书。秦国的史书，到司马迁的时候尽管已经残缺，但确切的年代是有的，司马迁是仔细阅读了的。在秦以外的各国史书被烧毁，各国历史年代不清的情况下，司马迁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从秦国的史书中选取一些年代准确的事情，放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作时间的标杆。换句话说，就是用秦国的历史作树干来粘贴其他国家历史的树叶。春申君之死这件事情，在楚国的历史上没有确切的纪年，司马迁判断大体相当于秦王政九年左右，与秦国发生嫪毐之乱、吕不韦也因此被废相的事件在时间上大体相当。太史公如此粘贴的结果，就是故事成了楚国的事情、秦国的时间这种不自然的怪样子。 不过，这个不自然的怪样子，也实实在在地提醒了我们：战国时代，是各国密切往来的时代，各国的历史，都是跨国的历史。作为秦始皇父辈的吕不韦、子异和赵姬等人，与作为楚幽王父辈的春申君、考烈王和李园妹等人，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不但生活在同一天空之下，他们之间也可能有实在的交际和往来。特别是楚考烈王熊元，他在王太子时代，曾经在春申君的陪同下在秦国首都咸阳做过十年的人质，他曾经在秦国娶妻生子，与秦王室结下了亲缘关系，他与子异之间，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 也许，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同时同代，事实上的实在关联，成了后来好事者编造同类故事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想象力丰富的好事者，特别是如同小报记者狗仔队员一类的人，由同一时代的这种类似的关系，自然会联想到，春申君与考烈王关系密切，他有如此绯闻，楚幽王竟然是私生子！吕不韦与庄襄王也是关系密切，吕不韦岂非也有类似的绯闻，秦始皇也未必不是私生子？ 历史疑案追查到这里，春申君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历史背景已经清楚，同时，这个故事又是如何移花接木转嫁到吕不韦身上的线索也找到了，看来，历史侦探可以结束本案的调查，交出一份最终报告书了。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报告书提出，得到了历史法庭的认可。可是，在该报告即将张榜公之于众的时候，最终审阅报告书的审查官们又提出了疑问：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是楚王负刍之徒在政变前后编造的，这是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故事移花接木到吕不韦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个故事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编造出来的呢？如果历史侦探能够有一个说法的话，我们将觉得更有说服力。

10. 古代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侦探有时候真烦这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审查官们，他们都是些挑毛病的老手，没完没了。不过，烦过后冷静想一想，这些事情正是他们的工作，很多挑出来的毛病还真是问题，不管烦不烦，都不得不耐着性子一一作答，只是希望公开发表以后不要被指摘为过于烦琐。 历史侦探以为，春申君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编造，战国晚期就开始流传，《战国策》里也可以见到，应当是较早的故事原本。吕不韦的故事，不见于早期的文献，应当是较晚的复制品。那么，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编造出来的呢？ 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最初见于《史记》，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下限，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汉武帝时代。不用说了，这个故事出现的时间上限，是在秦始皇出生的秦昭王末年。由此说来，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段，是从秦昭王末年到汉武帝时代之间。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59年，司马迁大约于汉武帝元封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后开始担任汉王朝的史官——太史令，积极从事于《史记》的编撰。从而，这个故事可能出现的时间就是从公元前259年到公元前110年的这一百五十年间。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历史故事的伪造，往往有需要伪造的动机，有适合于伪造的历史背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出于楚王“负刍之徒”的伪造，其历史背景就是楚王负刍杀楚哀王夺位的政治事件。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从秦昭王末年开始考察秦国的历史。秦昭王死后，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先后即位，一直到秦亡，秦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政治变动，秦始皇和他的父亲、祖父即位当政的事情并没有受到类似的挑战，从而，在秦国没有出现类似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在秦始皇家族一系当政的情况下，大概是没有谁吃饱了饭没事干，想去编造这个掉脑袋的无聊故事的。与这个历史事实相印证，在流传至今的战国诸子和战国故事当中，我们也看不到这种故事的踪影。 刘邦建立汉王朝，旗帜鲜明地全面继承秦王朝。这种全面继承，从领土、人民、制度，一直到意识形态。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终身崇敬秦始皇，视秦始皇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理想。我们知道，刘邦还在家乡沛县做亭长的时候，曾经出差到咸阳，观望过车马出行的秦始皇，当时的刘邦，觉得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灿烂辉煌，由衷地发出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人生感慨。刘邦觉得，如同秦始皇的人生，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人生。 刘邦发迹以后，自视为秦始皇的继承人，接替秦始皇的位置做了皇帝。他临死之前，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表明自己对于先烈伟人态度的诏书，这个诏书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摘要如下：“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楚隐王陈涉，就是发动大泽乡起义的反秦首事者陈胜，他后来立国张楚，称楚王，刘邦响应他起兵，算是他的部下，用他来代表楚国，世世祭祀。魏国的安釐王、齐国的缗王、赵国的悼襄王，与楚王陈胜一样，都分别设置十户的守墓人，得到世世代代的祭祀。魏公子无忌，不是帝王，而是刘邦所景仰的游侠世界的偶像，特地为他设置了五户守望祭祀的人家。至于秦始皇，他的待遇高高在各国君王之上，二十户守冢之家的设置，明显地表达了刘邦和汉王朝对于秦王朝和秦始皇格外的敬重，绝无丝毫的不敬和怠慢。 从刘邦时代开始的这种尊重六国故王、尊重秦王朝和始皇帝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帝景帝时代。从而，我们可以说，汉帝国建立之初，丑化秦始皇的土壤和条件也不存在。与此相印证，西汉初年，刘邦君臣，汉朝政府多次议论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秦的政治和政策批评甚多，却从来没有对秦始皇进行人身攻击，编造丑化他的故事。在至今流传的西汉初年的政论文献，比如汉初贾山的《至言》，文帝时代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新书》中，都没有这一类的故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种历史变革，从时代精神和历史形态的角度上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由秦末以来的后战国时代，进入了由汉武帝时代开始的第二次统一帝国时代。这场历史变革，极具颠覆性，堪称一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在汉武帝的主持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否认多年以来认为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宣称汉王朝是从根子上革了秦王朝命的革命者，秦王朝的天命是水，汉王朝的天命是土，土水不相容。 在这个意识形态革命的指导下，汉朝政府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政策等基本国策国政作了大变革，废除了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秦代历法，宣称将服饰旗帜的颜色由秦以来的黑色改成黄色，度量衡所使用的吉祥数字也由秦以来的六改为五，整个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在这场古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呼应这场全面变革，用儒家思想取代自秦以来到西汉初年一直占据思想主流地位的法家和道家思想。 在这场大变革中，汉代社会对于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由伟人变成了暴君，由历史上的成大功者变成了历史罪人。 秦朝龙纹空心砖 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 传说秦文公狩猎时曾获一条黑龙，秦始皇以此认为秦得水德，秦灭六国，就是秦朝代替周朝，也就是水胜火。砖上的龙纹装饰正是秦朝尚水德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变迁、风气的转化当中，对于秦始皇的个人攻击被解禁，对他作人身丑化也受到鼓励，修改秦的历史、编造秦始皇丑闻的历史条件成熟。从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的故事，将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由此宣称秦国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正统性，汉王朝取代秦王朝是继承了周王朝以来的真正天命。

11. 莫做“耳食者”

孟老夫子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读书，一定要知道作者，因为作品必然会反映作者的思想和意图。作品中的问题，往往可以在作者的履历中找到解读的线索。 我们前面已经讲道，《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是司马迁根据他所看到的史料，依照他的历史观念编撰的历史著作。毫无疑问，司马迁在编撰《史记》中有关秦国和秦始皇的历史时，他自己对于秦国和秦始皇的看法，一定会影响他对史料的选取和编撰的结果。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如何看待秦国和秦始皇的呢？ 从家系上讲，司马迁是秦国人。他的家乡是陕西省韩城市，地处秦国的本土关中地区。关于司马迁的祖先，传说的时代，东拉西扯的旁枝不去说了，有名有姓的祖先，最早是秦惠王时统领秦军消灭蜀国的将军司马错，然后是秦昭王时代的将军司马靳，他是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军的秦军统帅白起的部下，与白起一道自杀。后来还有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做过管理铁器的铁官。 入汉以后，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做过市长，不过，这个市长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市长，而是管理市场的市长，相当于工商局长。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做过什么官不清楚，他的爵位是五大夫，汉代二十等爵位当中的第九级，算是高级爵位了。司马迁的父亲叫作司马谈，他是汉朝的太史令，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天文台长，《史记》的编撰，是由他开始的。父亲去世后，司马迁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继续做编撰《史记》的工作。 由此看来，司马迁一家，代代居住在韩城一带，世世是热爱家乡、怀念祖上的秦人。这样一位司马迁，不管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立场，还是出于家系的立场，或者是出于故国秦人的立场，都不会肆意污蔑秦国，恶意丑化秦始皇。相反，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汉武帝时代出现的那种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无聊编造，司马迁是有自己的看法和取舍标准的。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秦国历史的看法，他说：“秦取得天下，多用暴烈的行为，但是，秦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革，所以能够成就巨大的功业。经传上说应当效法后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后王，也就是近代的贤明君王，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当今接近，他们所处的环境也与当今类似，他们的议论看起来浅显却易于实行。” 司马迁在对于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作了上述评价以后，转过话来说道：“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今的学者们往往拘泥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只看见秦王朝在位的时间很短，而不去审视秦王朝的由来始终，因而都一窝蜂去讥笑秦王朝，不能对秦王朝有正确的评价。这种做法，无异于用耳朵进食，完全不能品尝食物的味道。这些耳食者，当是何等悲哀！ 秦小篆体十二字砖 两千年前秦朝的铺地砖，砖文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勿饥人。” 对于秦始皇本人，司马迁也是态度鲜明。一方面，他高度评价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他引用贾谊的话说：“始皇帝继承了祖上的遗业，挥动长鞭而驾御海内，吞并两周而灭亡诸侯，将各国君王践踏于脚下，将各国领土收纳于域内，真可谓是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另一方面，司马迁对秦始皇也有严厉的批评，他批评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以为功劳盖过五帝，领土超过三王，羞与古代圣王们同列，拒绝向历史学习，从而犯下了用打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的错误，一错再错，终于为秦二世速亡埋下了祸根。 司马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看法和评价，中肯而客观。他将秦国用暴力统一天下的严酷事情，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看待，他对秦始皇一生的功过，也区分为两部分作不同的评价——既有统一天下的大功大业，也有治理天下的大过大错，不愧为历史学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自己直接表达的意见当中，他从来没有对秦帝国和秦始皇作过任何妖魔化或者是人身的攻击。 从而，历史侦探认为，从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动机和意图上看，炒作吕不韦献有孕之女，将秦始皇丑化为吕不韦的儿子，否认秦国王位正统性的做法，不是司马迁的做法；对于这种流言和做法，司马迁是大不以为然的。从司马迁批评耳食者们丑化秦国历史的话来推断，这些下作的绯闻，应当都是那些赶潮流、用耳朵进食的文人们的编造。如果这个故事是司马迁写进列传中的话，他也是加了特别的注解，用暗号隐语提醒世人不要轻信流言。 （二）《史记》失载了的历史

1. 又是司马迁的错？

《史记》采用了不可信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别有用心者的改造，套在了秦始皇的头上，这就是本书的第一案，生父之谜的谜底。这个谜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由于史书的误载而引发的编造。 那么，本书的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秦始皇的弟弟为什么反叛？嫪毐之乱的真相是什么？昌平君又是什么人？秦始皇后宫的情况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些问题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解明，秦始皇的弟弟成蟜是韩夫人的儿子，他得到夏太后的宠爱，在他的一举一动后面，处处都是韩系外戚势力的影子。秦始皇的假父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他的起伏成败，不过是赵系外戚势力兴衰的缩影。秦始皇的表叔昌平君熊启，是华阳太后的亲族和亲信，是代表楚系外戚执政的头面人物。至于秦始皇的子女们，他们都分属不同的外戚势力，扶苏应当是楚系的公子，胡亥可能是赵系的公子……如此综合下来，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在本书第二、三、四案身后浮现出来，这就是秦国王室中不同的外戚集团势力的存在。 历史侦探以为，根据我们破解疑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应当就是第二、三、四案共同的谜底。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三件疑案，是由于史书对于秦国王室中存在不同的外戚集团这件重大的史事失载，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造成了历代的不解和误解。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的话，司马迁仍然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没有为《史记》撰写《秦外戚列传》，问题就出在这里。 看来，又是司马迁的错？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这句话是说，远古以来开创基业和继承祖业的帝王，并非仅仅依靠自己内在的德行，还得依靠外戚的帮助。司马迁所说的外戚，就是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他们是世袭王权体制下极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有相当充分的认识的，所以，他在写《史记》的时候，特意编撰了《外戚世家》。 《史记》是通史，《外戚世家》本来应当从王权世袭的起头开始，从夏商周秦一直追溯下来；但是，翻开《外戚世家》，司马迁的具体叙事，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从刘邦的夫人吕后家族一直到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一族。对于西汉以前历代的外戚，司马迁都一笔带过，省略不记。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是想隐瞒历史，还是另有原因？历史侦探以为，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召唤司马迁出庭作证，请他为自己著作的漏洞作具体的说明。 对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有一句感慨深沉的话，他说：“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这是说，秦以前的历代外戚，由于史料缺乏，已经无法作详细而系统的记叙了。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是直接的证词。看来，司马迁没有隐瞒历史的嫌疑，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想写秦以前的外戚列传而没有材料，只能暂付阙如，望洋兴叹了。 事情追查到这里，历史法庭可以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了：一、本书第二、三、四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史书的失载而引发的诸多盲点；二、这个引发诸多盲点的失载，起因于《史记》缺了《秦外戚列传》；三、《史记》之所以缺了《秦外戚列传》，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足够的材料；四、在失载的问题上，司马迁是没有道德和刑事责任的。 历史法庭在作出了上述结论以后，也借此机会表达一点审理之外的看法和希望。首先，历史法庭以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工作是有欠缺的，对于因为这种欠缺而引发出来的种种不解和误解，对于因此造成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我们深表遗憾。其次，作为一种希望，历史法庭建议历史侦探在已有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考虑能否为《史记》补写一篇《秦外戚列传》，以求为疑案的破解，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对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名誉，作一个完整的恢复。

2. 《穰侯列传》的启示

历史法庭的希望，对于历史侦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破案的思路，重在调查和分析；补写的思路，在于综合和叙述。新的综合和叙述，从哪里入手呢？ 历史侦探是司马迁的粉丝，《史记》是伴随他一生的读物。他再一次从书架上取出《史记》，尝试为新的挑战寻找灵感和突破口。他翻开《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穰侯列传》，历史侦探已经多次读过，这句开场白，已经熟读成诵。他一字一句抄写这句话，似乎有了新的体察。穰侯魏冄这个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先是楚国人，姓为芈氏。历史侦探由此联想开去：魏冄姓魏，魏是魏国王族的姓。秦昭王嬴则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国的王族嬴姓赵氏。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出身于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这一句短短的开场白，已经将秦国与楚国和魏国王室间的婚姻关系包含进去了。历史侦探猛然感悟到，补写《秦外戚列传》的突破口或许就在这里？ 原来，由于史料的限制，司马迁未能撰写《秦外戚列传》，但是，他将有关秦国外戚的一些重大事情，写进《穰侯列传》中了。相关的线索，还得从秦惠王结婚的事情开始梳理。 秦惠王嬴驷是秦昭王的父亲，秦国的第二十九代王。他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二十三岁大婚，迎娶了魏国的王女作王后，生下儿子嬴荡，立为王太子。嬴荡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的第三十代王，是为秦武王。秦惠王娶了魏夫人后，又从楚国迎娶了楚国的王女作侧室，这位楚国出身的侧室夫人，就是后来的宣太后，她出嫁到秦国的当初号为芈八子。芈是她的姓氏，八子是侧室夫人的等级称号。芈八子与秦惠王生有三个儿子，嬴则、嬴悝和嬴市。嬴则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第三十一代王，就是秦昭王。嬴悝后来被封为高陵君，嬴市被封为泾阳君，都曾经是秦国政坛上显贵一时的人物。 宣太后的父亲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她的姓氏，就是从父亲的姓氏继承来的。宣太后有两位弟弟，她的异父长弟叫作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后来封为穰侯。同父幼弟叫作芈戎，与宣太后异母，后来封为华阳君，秦始皇的养祖母华阳夫人，就是他的孙女。 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被尊为太后，魏系外戚兴起，魏冄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任职用事。秦武王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他强壮有力，喜好武力竞技，网罗了一大批力士在身边，委以重任，陪同进出，一起游戏。秦武王即位的第四年，秦军夺取了韩国的军事要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武王兴冲冲经过宜阳来到洛阳，聚会喜庆，亲自与力士们比试举鼎，不慎折断髌骨，突然身亡。 秦武王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他在母亲的主持下，刚刚从魏国娶了夫人，还没有子女。围绕着王位的争夺，秦国宫廷暴发了一场为时长久、影响深远的政治动乱，史称“季君之乱”。以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集团拥立公子壮（号为季君）为秦王，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拥立嬴则为秦王，秦国政局陷入两君并立的大混乱。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魏冄站了出来，他统领军队，诛灭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新婚的魏夫人被遣送回国。在魏冄的一手主持之下，秦昭王嬴则的王位确立，秦国的政局安定下来，秦国的历史，由此进入了长期稳定、繁荣强盛的扩张时代。

3. 魏冄身世之谜

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的关键人物是魏冄。在秦国政局的危难关头，为什么魏冄出面就能够安定秦国政局呢？对于这个涉及秦国政局核心背景的问题，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带过，“唯魏冄力能立昭王”。这句话是说，在当时大混乱的形势下，只有魏冄有力量能够拥立秦昭王。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唯有魏冄才有安定秦国政局的力量呢？遗憾的是，司马迁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可以说又成了一桩不明不白的历史疑案。 历史侦探以为，在有了破解多个疑案的经验和结果以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司马迁一笔带过的疑问作出合理的解答了。这个答案，就在魏冄的姓氏当中。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异父，他姓魏名冄，他的姓，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魏是魏国王室的姓氏，魏冄的父亲应当是出身于魏国王室的贵族，宣太后的母亲生下了宣太后以后，改嫁了魏氏，从而，在魏冄的身上，有楚国和魏国两国王室的血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魏冄在秦国王室中就成为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父系的缘故，他与秦惠王的王后魏夫人（惠文后）是亲族；因为母系的缘故，他又是秦惠王的侧室楚夫人（宣太后）的亲族。他同时得到两国夫人的信任，成为秦国政坛上一位横跨魏系外戚和楚系外戚的双料人物。 正是因为魏冄的这种特殊身份，加上他本身贤明强干，还在惠文王的时代，他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秦武王即位以后，他更是身居高位，成为手握兵权的重臣。秦武王猝死，以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拥立公子壮，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拥立公子则，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在这个时候，身居高位，手握重兵，与对立的双方都有深厚关系的魏冄的态度，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魏冄倒向魏系，公子壮将确立为秦王；如果魏冄支持楚系，公子则将确立为秦王。 在二者取一的关键时刻，魏冄决定支持楚系，与姐姐宣太后联手，拥立外甥嬴则。魏冄决定支持嬴则为秦王以后，亲自出任将军，统领军队控制了首都咸阳，用武力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一一消灭。在这次巨大的政治变化中，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的新婚魏夫人，被魏冄礼貌地送回娘家，既不得罪魏国，也对过世的秦武王有一个妥善的交代。当时的人，都称赞魏冄富于智谋，长于办事，善于做人。 秦昭王即位的时候，年纪尚幼，秦国的政权，由母亲宣太后代理，魏冄成为辅政的第一权臣，直接出面主持国政。在秦昭王在位的五十六年间，魏冄一共五次出任秦国的丞相，在丞相任上当政二十五年之久，成为秦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丞相。魏冄文武双全，他不仅善于处理内政外交，还多次亲自出任将军，统领秦军征伐赵、魏、齐等国，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赫赫功勋。在魏冄当政其间，秦国内政稳定，外交活跃，秦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击败各国，在争取统一天下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在魏冄的主导下，秦昭王第一次称帝，向天下显示了秦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意志和实力。 在魏冄辉煌的一生当中，有两项功绩最值得提起：第一当然是他当机立断，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安定秦国政权；第二是他善于用人。白起是秦军的名将，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最大功劳。白起出任秦军大将，是由魏冄推荐的；白起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魏冄坚定的支持下获得的成功。魏冄为相，白起为将，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最佳的将相组合。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伊阙之战的胜利，彻底打垮了韩国和魏国；也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鄢郢之战的胜利，迫使楚国退出了统一天下的候选人行列。 长平之战，秦军在白起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决定了最终统一天下是秦国而不是赵国的大局。不过，此时的秦国，魏冄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获得了胜利的白起，身后没有贤相的支持，受谗言而不得善终，被迫自杀，乘胜攻入赵国的秦军，也因此大败而归，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由此推迟了四十年，留待秦始皇来完成。 司马迁称赞魏冄说：“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这句话说，穰侯魏冄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够东进扩张领土，削弱诸侯，称帝于天下，迫使各国面向西方低头，向秦国称臣，都是穰侯的功劳啊。魏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政绩不凡的贤相，也是一位卓尔不凡的贤外戚。他的历史地位，不能局限于秦国的历史，更要在秦统一天下的大视野中予以高度的评价。

4. 奇特强悍的宣太后

在秦昭王时代，魏冄是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国内国外的大事，出头露面的多是他。他的姐姐宣太后呢，身居宫中，垂帘听政，是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楚系外戚的其他成员，都在她的卵翼之下，分据要职，牢牢地将秦国政权掌握在手中。 芈戎是宣太后的同父幼弟。宣太后出嫁到秦国时，他还在楚国，后来在楚国犯了罪，被迫离开楚国到了东周。宣太后当政以后，芈戎被从东周召到秦国，大受重用，出任丞相，被封为华阳君，成为楚系外戚的另一位头面人物。芈戎、魏冄与宣太后三姐弟，成为长期主宰秦国政坛的三巨头，被称为“三贵”。 当时的秦国政坛，又有“四贵”当政之说。“四贵”的前两贵是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另外两贵是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嬴悝和嬴市是秦昭王嬴则的弟弟，宣太后的两位小儿子，他们也积极活跃于秦国政坛，参与国政，出使外国，领军征伐，成为位尊权重的封君政要。史书上说，魏冄专政擅权，泾阳君和华阳君无所顾忌，高陵君进退不请，秦王大权旁落，四贵私家富于王室。这种说法，出于游士的夸张、政敌的攻击，虽然是偏颇的一面之词，也确实反映了楚系外戚倾权秦国政坛的一面。 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三贵的首贵，四贵的后台，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宛若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她此起彼落，升降沉浮。秦国的国运和势力，在宣太后与秦昭王当政期间，达到了秦国立国以来的最高峰；不可逆转的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也决定于这个时期。不仅在秦国的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宣太后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女性，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她不仅擅长国事，政绩非凡，而且行事为人特立独行。如果用后来的历史人物来加以比况的话，宣太后可以说是一位“秦国的武则天”。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昭王即位不久，楚国进攻韩国。韩国多次派遣使者向秦国求救，秦国都不理睬。原因嘛，在于宣太后。宣太后是楚国人，她不久前刚刚为儿子秦昭王从娘家娶了楚夫人，秦楚两国正在新婚的蜜月中，她不愿意与楚国交恶。韩国无奈，再次派遣使者尚靳到秦国面见秦昭王，陈述利害说：“韩国在地理上是秦国的屏障，在外交上是秦国的随从，两国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如今韩国危急，秦国不予救助，唇亡齿寒是必然结果，望大王再三考虑计量。” 秦昭王将尚靳的话转达给了宣太后，宣太后说：“韩国来的使者不少，唯独尚靳的话还有些道理。”于是同意召见尚靳。宣太后对尚靳说：“贱妾从前服侍先王的时候，先王将他的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感到困乏而难以支撑，先王将整个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没有感到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有承宠接欢之利。如今秦国救助韩国，如果不多发士卒，不配备充足的粮草，是难以完成的，仔细计算下来，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将如何回报秦国，使秦国不要感到沉重的负担，而有得利的欢快呢？” 在战国的外交活动中，露骨的利益要求常常会用比较委婉的词句加以文饰，曲折地表达，宣太后直言不讳地要求韩国对秦军的救助行动做出实际利益的回报，可见她快人快语，毫不掩饰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更为奇特的是，对于这件事情，她竟然在外国的使者面前，用自己与秦惠王间的性爱动作为比喻来侃侃而谈。这种在外交场合对于两性关系的话题毫无忌讳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不忌讳两性关系的作风，宣太后不仅流露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中。义渠，是地处秦国西北边境的游牧民族国家，军力强盛，长期成为秦国边疆的心腹大患。面对国政的如此难题，宣太后挺身施行美人计。她利用义渠王来秦的机会，引诱义渠王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就在义渠王戒备松懈的时候，她在咸阳的甘泉宫中设计杀死了义渠王，趁义渠国内无主混乱，迅速发兵攻击，一举将义渠消灭，就地设置郡县，从此以后，秦国的西北边境安定下来。 这件事情，秦昭王不但知情，而且与母亲紧密合作，相互支持。据说，在事情最紧张的时候，秦昭王每日早晚进宫面见宣太后请示商量，完全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宣太后与义渠王的事情，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详细的情况虽然不清楚，古代史上一位奇特强悍的女主形象，却是跃然纸上，令人不得不啧啧称奇。 宣太后养有一位面首，叫作魏丑夫，很得宠爱。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太后病重，自感将不起，她下了一道命令，要魏丑夫为她殉葬。魏丑夫惶恐，请了一位叫作庸芮的人帮忙游说，请宣太后千万不要将自己殉葬。 庸芮见到宣太后，谈起了死生知觉的哲学话题。 庸芮对宣太后说：“对于人死后有没有知觉的事情，不知道太后怎样看？” 宣太后回答说：“恐怕是没有知觉的。” 庸芮接着话头说：“以太后的神明悟性，当然知道死者是没有知觉的，不过，既然如此，太后为什么还要将生前所爱的人，埋葬到死者身旁，这不是徒劳而不会有知觉的事情吗？退一步讲，如果死者真的有所知觉的话，先王对太后养面首的行为可以说是积怒已久，太后要去见先王，如今救过弥补尚且还来不及，难道还有余暇去顾及魏丑夫？” 于是宣太后醒悟了，收回了要魏丑夫殉葬的命令。 宣太后要魏丑夫殉葬，见于《战国策·秦策》，也是一件令人深思称奇的事情。 用所爱的人殉葬，在秦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件更为有名的事情。秦国的第十代国君秦穆公死的时候，曾经用一百七十人殉葬，他生前喜爱的三位大臣，奄息、仲行和鍼虎三兄弟也在其中。这件事情，不仅使秦国人民感到莫大的悲哀，也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 不过，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秦国的历史上，用活人殉葬是一种古来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殷商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在秦国的历史上，可以明确地追溯到秦国的第六代国君秦武公时代，连绵不绝，一直延续到秦国第二十七代国君秦献公的时代方才废除。正式废除的时间是公元前384年，距离秦穆公用臣下殉葬的公元前621年，已经过了二百三十多年，距离秦武公用六十六人殉葬的公元前678年，已经过了将近三百年。 由这件事情联想到宣太后在两性关系上的种种奇特言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比较开放的性观念，不只是宣太后的个人行为，应当也是当时秦国和楚国的古来习俗。秦国和楚国本是蛮夷的国家，与中原各国在文化和习俗上有较大的差异，不可以只是用后来的道德观念来一味地指责，而是应当在历史的演变中寻求理解。

5. 发现《诅楚文》刻石

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楚国被中原各国视为文化落后的夷狄，秦国被视为西戎，楚国被视为南蛮，他们都不是所谓的华夏正统。秦楚这两个特殊的国家，古来就有特殊的关系，两国王室代代通婚，建立起了久远而牢固的联盟关系。与此相应，在秦楚两国的内政上，楚秦两系的外戚也起着相当重大的作用，秦始皇一生中多种疑案的谜底，都纠结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的根子上。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欠缺，秦楚两国的通婚和外戚的情况是不清楚的。不仅今天的我们不清楚，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不清楚了，所以，一部《史记》对此多是语焉不详，可谓是两千年来的历史黑洞。 深不可测的历史黑洞，不时有惊动世人的火山喷发。公元十一世纪初，以中国的年历计，在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出土了一件秦代的石刻，上面刻有古朴的文字，全文一共三百二十六字，内容是秦王遣使宗祝（巫师长）向大神巫咸诅咒楚王不道，祈求打败楚国的文章。这块刻石，被称为《告巫咸文》石刻。 《告巫咸文》石刻出土的时候，苏东坡正巧在凤翔府做签书判官，作为州府幕僚，负责文书工作。多才多艺的苏东坡爱好古物，他非常兴奋，将石刻移送到州府的便厅保管，并且作了一首《诅楚文》诗，感慨石刻文内容的古奇，也就出土的情况作了说明。经过苏东坡的介绍，这件事情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不久，大文学家兼历史学家欧阳修对刻石的文字作了考证，众多的文人学士也纷纷为之题咏、著录和考释，掀起了一阵好古的热潮。后来，爱好文化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得到这块刻石，将它纳入御府收藏。 北宋是中国金石学（文物收藏和鉴定）兴起的时代，不仅文人学士爱好古物，官府也重视收集。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蔡挺出任渭州知州来到平梁（今陕西平梁），收集到一件石刻，文字内容同《告巫咸文》几乎一样，只是祈祷的大神换成了大沈厥湫。由此，这块刻石被称为《告大沈厥湫文》石刻。蔡挺非常喜爱这块石刻，将它移送到官厅保管。后来，蔡挺调任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御史台，这块刻石也就随之到了南京的蔡府。 据说，当时洛阳还出现了另一块文字内容几乎一样的刻石，祈祷的大神是亚驼，被称为《告亚驼文》石刻，也是蔡挺收集到的。不过，这件石刻是一件赝品，大概蔡挺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没有收藏，而是将它留给了别人。 历经宋金之间的战火，北宋灭亡以后，上述三件石刻都下落不明，原始的拓本也见不到了。到了南宋时代，方才有根据原始拓本拼凑而成的两种拓本出版，被称为《绛帖》和《汝帖》。到了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有一种摹刻的拓本刊行，被称为《元至正中吴刊本》。这三种石刻文的拓本，一直流传下来了。 1934年，著名金文专家容庚先生根据《绛帖》和《汝帖》内容作了历史学的考释。1947年，郭沫若先生又根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再次作了考释。1995年，战国史大家杨宽先生又就石刻文的历史背景和诅咒的仪礼习俗作了精密的论证说明，这件一千多年前出土的石刻文的种种情况，大体是清楚了。 历史侦探家传有好古的情结，近年来，对于古代的遗址和出土的文物，更是情有独钟。对于《诅楚文》石刻，历史侦探字字句句推敲，反反复复摹写，不仅赞同三位专家的鉴定，而且深感《诅楚文》的史料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为了继续发掘《诅楚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首先将三件石刻文的基本情况简要地归纳如下： 一、三件石刻文，除了祈祷的大神不同，分别为巫咸、大沈厥湫和亚驼外，文字相同，都是写秦王派遣宗祝（巫师长）诅咒楚王不道，祈祷打败楚国的内容，所以，一般通称这三件石刻文为《诅楚文》。 二、三件石刻中《告巫咸文》石刻与《告大沈厥湫文》石刻是真品，作成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当时，楚国发兵进攻秦国，文中所诅咒的楚王就是在位的楚怀王。《告亚驼文》石刻为赝品。 三、《诅楚文》石刻的出土，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秦国诅咒巫术的实情实况，文中所揭示的大量史实，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秦楚两国三百余年来结盟联姻的秘史。

6. 破译秦楚“十八代诅盟”

秦国和楚国之间结盟联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代。《诅楚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
首先对文中的字句作简要的解释。秦穆公，秦国第十代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楚成王，楚国第二十三代国君，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僇，通“戮”，意思是并，合。绊，用绳索拴束。袗，读为昣，意思是重申。斋盟，斋戒盟誓。枼，世代。这句话说，从前，我秦国的先君穆公与楚国的成王，合力同心，两国关系紧密若一，又连成婚姻，结盟起誓，告诫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秦穆公和楚成王“绊以婚姻，袗以斋盟”的事情，不见于史书记载，《诅楚文》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秦楚联姻结盟的秘史，打开了入口。 从《诅楚文》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候，秦国和楚国通过王室间的婚姻结成了盟国，通过联姻结盟的仪式，对神明诅咒起誓，表示信守不渝。“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应当就是摘录自誓文的短句，申令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诅楚文》在回顾了秦穆公和楚成王开创了秦楚两国联姻结盟的关系以后，笔锋一转，严厉指责楚怀王在国内荒淫无道，在外对秦国背信弃义，“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者（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倍，通“背”，就是背叛。，通“率”，率领。者，通“诸”。诅盟，诅咒盟誓。这句话指责楚怀王亵渎神明，背叛了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诅咒盟誓，率领诸侯各国的军队进攻秦国。 在这里，历史侦探请读者务必注意“十八世之诅盟”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破解秦穆公以来秦楚两国关系的密码，秦始皇一生中种种疑案的解答，都在这句话的延长线上。 春秋时代，国家间盛行结盟。结盟有种种方式，通过王室联姻结盟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结盟有庄严的仪式，斋戒，歃血，在神明前起誓信守，诅咒背信，都是内容之一。这里所说的“十八世之诅盟”的“诅盟”，与前面所说的秦穆公和楚成王间的“斋盟”意义相同，都是指秦楚两国通过王室联姻结盟起誓。 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自秦穆公和楚成王以来，到秦惠文王和楚怀王的三百余年间，秦楚两国间竟然有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如果这件事情确是历史事实的话，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秦楚两国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秦统一天下的历史，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秦始皇的一生，甚至影响到汉帝国的建立。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司马迁不清楚，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清楚，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迷茫的空白，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千古的谜。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有了《诅楚文》所提示的线索以后，终于可以将散见于史书中的一些零碎的材料连缀起来，将这个千古的历史空白填补出来。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作新的历史连接。首先，我们列出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如下（括弧中的数字为世代数）： 秦穆公（10）—康公（11）—共公（12）—桓公（13）—景公（14）—哀公（15）—夷公（16，不享国）—惠公（17）—悼公（18）—厉公（19）—躁公（20）—怀公（21）—昭子（22，不享国）—灵公（23）—简公（24）—惠公（25）—出公（26）—献公（27）—孝公（28）—惠文王（29） 计数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一直到秦惠文王，一共二十代。其中，第十六代的夷公和第二十二代的昭子，都是在王太子时代已经过世，没有享国当政，只是名义上的追尊而已，可以排除出秦王世系表外。由实在的秦王世系算来，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诅楚文》所说的十八世。秦楚两国绊以婚姻、申以诅盟的联姻结盟关系，经历了十八世，延续了三百余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7. 秦楚“袍泽之亲”

源远流长的秦楚联姻结盟，从秦穆公时代开始。秦穆公晚年，秦国与晋国关系恶化，由友好转为敌对，战争不断。公元前627年，秦晋有崤之战，晋军在崤（今河南洛宁北）大败秦军，以此为契机，秦国开始援引楚国以对抗晋国，秦楚两国间的盟国关系，因联姻而加强。 秦穆公死，儿子秦康公即位。康公时代，秦国与楚国的关系愈益亲密。康公六年，楚国遭遇饥荒，以庸国为首的周边属国叛乱，秦国派遣军队协助楚国平定叛乱，消灭了庸国，送还归楚。这个时候的秦楚关系，被历史学家比喻为同屈同伸的手肘和手臂，誉之为“秦之亲楚，何其至也”。 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到了秦景公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景公的妹妹嬴秦，出嫁到楚国，是楚共王的夫人。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军进攻晋国。十六年，楚秦联军进攻宋国。就在这一年，嬴秦回到秦国省亲，同时，楚国也下聘礼为公子求取秦妻，通过夫人外交，不断加强两国关系。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评论说，秦景公以来，继承父亲桓公的遗志，继续与楚国联姻结盟，共同对抗晋国，“秦、楚间之和好关系，前后几及百年，未或稍衰”。 到了秦景公的儿子秦哀公的时候，秦楚间亲密的联姻结盟关系，发展到了顶点。 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楚国几乎亡国，逃亡在外的楚昭王派遣大夫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作申包胥哭秦廷，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这个故事说，申包胥来到秦国以后，秦哀公未能马上答复，让他回到使馆休息等待。申包胥拒绝休息，在秦廷倚墙痛哭，日夜哭泣失声，七天七夜滴水未沾，终于打动了秦哀公，迅速派遣秦军入楚救援，击败吴国军队，楚国得以重建。 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当然是带有夸张的传说。秦国之所以出兵救援楚国，并不是因为申包胥的哭声和泪水如何地哀伤动人，而是出于秦楚两国的婚姻联盟紧密无间。楚昭王的母亲是出自秦国的夫人，昭王本是秦国母系的王子，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吴国进攻楚国，后面有晋国的支持，秦国与晋国抗衡，离不开楚国的援助。对于当时秦楚两国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用同穿战袍衬衣的“袍泽之亲”来加以形容。 秦哀公派遣秦军救楚时，曾经亲自赋诗《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被保留在《诗经·秦风》里，大意是：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战袍。君王要起兵，我修整戈矛，与你共同对敌。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内衣。君王要起兵，我修整矛戟，与你共同备战。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战裙。君王要起兵，我修整甲兵，与你共同赴阵。比喻同一战壕的战友之情的“袍泽之亲”的语源，就是出自这里。历史侦探奉命补写《秦外戚列传》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生发一句概括性的感慨：“秦楚袍泽之亲，于兹为盛矣。”

8. 二十一代联姻结盟的秘史

秦哀公以后，秦楚两国间的婚姻关系继续不断，到了秦孝公时代，残缺的史书记载中仍然留下了楚国来秦国娶夫人的记载。商鞅来到秦国主持变法，引荐他会见秦孝公的关键人物，叫作景监。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楚国人，或许他正是与秦楚两国政治联姻有关的人物？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从楚国娶的妻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宣太后。当时号为芈八子，是秦惠文王的侧室夫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第十八代。到了秦惠文王在位的最后年间，两国关系破裂，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诅楚文》的产生，就是在这个时候。 秦惠文王死后，儿子秦武王即位。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到此一时中断了。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秦惠文王的正夫人是魏夫人，出身于魏国的王族。秦武王嬴荡是魏夫人的儿子，秦惠文王死后，嬴荡十九岁即位，在位四年。秦武王的婚事，按照母亲的意愿，从魏国王室娶来了魏夫人。秦武王刚刚结婚，就死于举重骨折的突然事故，在他在位的短暂期间，秦楚之间没有婚姻关系。 秦昭王接替秦武王，即位后第二年，从楚国迎娶了楚夫人。这件事，当然是宣太后为儿子做的主。宣太后出身于楚国的王族，亲近自己的娘家，她从楚国王室中为儿子选取了一位自己中意的儿媳妇，将一时中断的秦楚婚姻关系又连接了起来。当时的楚王是楚怀王，是宣太后的亲族，这次联姻，他大为欢悦，断绝了与齐国的友好关系。 秦昭王三年，秦昭王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相会，秦国将秦惠文王时代从楚国手中夺取的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等地归还了楚国，楚国派遣王太子到秦国做质子，秦国派遣军队支援楚国反击齐国、魏国和韩国的联合进攻。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因为这次婚姻，一时又亲密起来，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势力，也完全控制了政权。 以宣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控制秦国政权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将秦国发展成为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铸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不可逆转的大势。秦昭王四十二年，年老的宣太后因病去世，楚系外戚失去主心骨。在游士范雎的帮助下，秦昭王解除了四贵的权力，两位舅父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两位弟弟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都被打发出京，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安度晚年，楚系外戚势力一时衰落。 不过，楚系外戚的衰落仅仅是一时的旁落，东山再起的新希望，已经开始聚集到华阳夫人身上。华阳夫人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秦昭王的表侄女，她嫁给秦昭王的儿子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秦昭王四十年，秦国的王太子死去，四十二年，安国君被立为王太子。宣太后是四十二年死去的，看来，宣太后死以前，不但头脑清醒，而且依然管事，她提前安排了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的婚事，力保秦国的王位继续出于楚系夫人所生的王子。 以后的事情，就是我们本书第一案的历史了，华阳夫人和安国君没有儿子，吕不韦说动华阳夫人收养子异为养子，立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子异成为王太子。孝文王去世，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阳泉君都因为拥立庄襄王有功而显贵。华阳夫人的两位亲族，出身于楚国王系的昌平君和昌文君开始用事，楚系外戚集团再一次回到秦国政权中枢，重新主导秦国政治。 庄襄王嬴异的正夫人被称为赵姬，她来自赵国的民间，绝色善舞而出身平民，最初依附华阳夫人。子异的母亲夏太后是韩夫人，她为儿子物色了一位韩系的侧室夫人，来自她的娘家韩国王室。秦楚两国的婚姻，在庄襄王的时代又一时中断了。不过，与秦武王时代类似，庄襄王在位很短，只有三年。嬴政十三岁即位，二十三岁结婚，他的婚姻，由养祖母华阳太后操办，华阳太后为孙子选定的媳妇，来自她的娘家楚国王室，她同历代的太后一样，处处不忘记援引母国娘家，为楚系外戚的现在和未来做最妥善的安排。 简略清理下来，秦楚两国王室之间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因为石刻《诅楚文》而得到复原，如果加上秦昭王迎娶楚夫人，孝文王的正妻是华阳夫人，秦始皇迎娶楚夫人的婚事，一共整整二十一代，延续了四百多年，不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成为解读秦楚关系，解读秦国王政，解读秦始皇疑案的重大历史背景。

9. 秦始皇后半生的禁忌

历史侦探的追踪调查进行到这里，《秦外戚世家》的大要算是补写出来了，秦国的外戚，主要是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也由此清理出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可以说，外戚当政，是同一政治制度下秦汉历史的基本特点。楚系外戚当政，是直接关系到秦始皇生存环境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条件含糊不清，所以才引出了历史上诸多不明不白的事情，造成了秦始皇一生中诸多的难解疑案。 这个谜底清楚以后，历史侦探有所感慨，觉得不但澄清了千百年来不明不白的诸多历史事实，为列祖列宗正名辨误，也得到了现代人好奇心的满足，似乎可以班师回朝，就历史法庭的希望作一完整的交代，开庆功宴了。不过，历史侦探多疑而好钻牛角尖，在鸣金收兵之前，他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搞清楚的话，他心里不踏实，喝酒不痛快。这件令历史侦探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留下秦始皇时代有关外戚势力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楚系外戚的详细信息，害得他最敬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先生写不出《秦外戚世家》来？ 历史侦探在重读《史记·穰侯列传》时有一种感受，《史记·穰侯列传》不仅写了穰侯魏冄，而且将宣太后、华阳君芈戎、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等属于芈氏外戚集团的成员都写了进来，明确将秦昭王时代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作了叙述，可以说是一部局限于秦昭王时代的秦外戚列传。秦昭王时代以前的外戚，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他无法撰写，对于这一点，历史侦探完全能够理解，也用《诅楚文》的石刻史料做了一点世系连续的补充，算是聊可告慰先师史圣于天国了。不过，历史侦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对于秦昭王以后的秦国外戚的情况，司马迁为什么也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加以撰写呢？ 从历史时代的连接和顺序来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接下来就是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由于孝文王和庄襄王在位时间太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国的历史，在秦昭王时代之后，紧接着就是秦始皇时代了。秦昭王以后有关秦国外戚的材料欠缺的事情，基本上缺的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史料。 我们已经讲过，秦国的历史，司马迁主要是根据秦国的历史记载《秦纪》等官方史料撰写的。秦始皇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近；秦昭王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远。依据常理，到了司马迁的时代，有关秦始皇的史料远比秦昭王多。事实也确是如此，一部《秦始皇本纪》，不但远比《秦本纪》中有关秦昭王的部分多得多，甚至比整个《秦本纪》的量还多。但是，如果就《史记》中有关秦国外戚的纪事来看，秦昭王时代相当多，秦始皇时代几乎没有，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一定有之所以奇怪的理由。正如司马迁自己所抱怨的，对于秦始皇时代的外戚，他不是不想写，而是苦于秦国政府的记载中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而写不了。那么，为什么在秦国的官方记载中独独缺少了秦始皇时代相关外戚的记载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侦探经过调查以后，终于在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中找到了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秦俗多忌讳之禁。” 贾谊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贾谊在这里说，从秦始皇、秦二世到秦王婴亡国期间，秦国并非缺少有思想、有见解、明了时势的人，而是这些人不敢站出来讲话。这些人之所以不敢站出来讲话，是因为秦国各种忌讳多，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钳制的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不能据实而言，都不敢尽忠拂过，否则的话，将会被治以重罪，忠言还没讲完，就已身死人亡了。 秦始皇以来，“秦俗多忌讳之禁”的国情，是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来的。在秦始皇时代的多种忌讳当中，有关楚国外戚的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一大禁忌。史书中不时散见的一些有关秦楚关系的暧昧话语，如“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应当是与这种禁忌有关。考究起来，这种禁忌，产生于秦始皇对于长期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势力的反感和反抗；这种禁忌，形成于他独特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在华阳太后死后开始显现，在昌平君反秦后定形。

10. 如芒在背的楚系外戚

我们已经讲过，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因为他投靠了楚系外戚，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的缘故。嬴异从邯郸回到咸阳，娶了韩夫人生下成蟜以后，尚在邯郸围城中的嬴政之所以没有被取而代之，也是靠的华阳夫人和楚系外戚的庇护。庄襄王即位，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威临国政，以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再次进入政权的中枢。 嬴政十三岁即位以后，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和帝太后三位太后代理，楚、韩、赵三种外戚势力并立。三位太后三种外戚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仍然是华阳太后和她身后的楚系外戚。夏太后死去，经过成蟜之乱，韩系外戚衰落。嫪毐之乱后，帝太后被放逐，赵系外戚没落。这个时候，以华阳太后和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达于顶峰。 由此可见，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成人，他一直生活在华阳太后的庇护和掌控之下。不仅他，连他父亲的政治生命，都掌握在以华阳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手中，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始终威临他的身后，成为他生存的基本环境。他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如芒在背。这种如芒在背的滋味，是又爱又恨又怕，宛若儿童长期在长者的威压管教之下不得不自我压抑，强忍心中愤懑，一旦时机来临，将会一一发泄出来，反抗报复。 嬴政与华阳太后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秦汉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事例来比况的话，就是汉武帝与祖母窦太后的关系。汉武帝十六岁即位，急于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大胆任用新人，积极提倡儒学，变更制度，推陈出新，惹得保守而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不高兴，一巴掌打下去，结果是新人解职下狱，儒学废除不行，年轻的汉武帝不得不老老实实蛰居沉默，韬光养晦，一直等到窦太后过世以后，方才卷土重来，清除窦氏外戚的影响，重新构筑政权，再一次推行新政。 在秦国的历史上，直接可以比况的相似类型，就是秦昭王与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间的关系。可以说，秦始皇时代的华阳太后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宣太后，秦始皇时代的昌平君熊启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穰侯魏冄。宣太后在世的时候，秦昭王多年处在母亲的威压下，受到以舅舅魏冄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并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华阳太后在世的时候，秦始皇也始终处在养祖母的威压下，受到以表叔昌平君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也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宣太后去世以后，秦昭王放逐了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四贵，大权独揽。华阳太后去世以后，秦始皇放逐了昌平君熊启，大权独揽。秦昭王与秦始皇，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类似的成长历程。 华阳太后去世，在秦王政十七年，这一年，嬴政三十岁。昌平君熊启被放逐，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嬴政三十四岁。所以说，秦始皇直到三十岁以前，并没有真正掌权，也没有独裁专权的条件；他开始独断乾坤，是在三十四岁以后，这个时候，距离秦统一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他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最实实在在的功绩，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 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外戚，被解除权力以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不但都是善终，而且由于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的婚姻关系而埋下了东山再起的伏笔。以昌平君熊启为首的楚系外戚，却因为昌平君反秦复楚，成为被牵连的乱党，秦国的罪人。在这桩牵连广泛的重大事件中，秦始皇的王后楚夫人和长子扶苏也难免受到影响。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二十二岁行成人礼，开始亲政，二十三岁迎娶楚夫人。他的婚姻，由华阳太后一手包办，新夫人来自楚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昌平君的近亲，是楚系外戚挑选出来的一位新的“华阳夫人”。长子扶苏出生以后，上面有老太后的庇护，后面有楚夫人的爱护，左右有昌平君等楚系权势人物的支持，继承人的地位是早早就稳固成形了。 然而，华阳太后过世，特别是昌平君反秦复楚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楚系外戚土崩瓦解，王后失势，扶苏失去了支持的基础，作为继承人的根基发生动摇。可以想见，在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是又有一番激烈的争夺。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秦始皇不得不将正式册立太子的事情搁置，留待将来再作定夺。从以后的事情发展来看，他看重扶苏的心情大概是没有改变，一直给予扶苏特别的机会和待遇，但是，他对扶苏的楚系背景始终心存忌讳：他与楚系外戚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恩怨，他对楚系外戚怀有强烈的戒备心，他担心扶苏即位后政权再一次落到楚系外戚的手中，又会引发政治上的震动。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立太子，直到临终还在扶苏和胡亥间摇摆的重要原因？ 秦国政治中的这些忌讳，是秦始皇一生中难言的隐痛。秦国的史官，面对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大概只能隐瞒删除，语焉不详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中关于秦始皇的纪事，相当于在秦昭王的纪事中有意删掉了宣太后和魏冄等人，这就必然地留下了诸多的空白。秦始皇一生中诸多不可解的疑团，最古老的谜底之一应当就在这里。 至于史书中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关秦始皇其他后宫的消息，历史侦探以为，这件事情，在楚系外戚的忌讳之外，应当还与焚书有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消灭六国人民对于故国的记忆，下令将各国的史书通通焚烧。在焚书的行动中，秦国的史书不在焚烧之列。我们已经讲道，秦王的夫人们来自各国的王室，有关她们的记载，都涉及六国的娘家，等于是一种别样形式的六国历史。也许，为了彻底消除六国的历史记忆，秦政府不但将楚系外戚和后宫的记录，也将其他后宫们的记录做了删除，由此不再见于秦国史官的记载？ 往事遥远迷茫，对于秦代的事情，百余年以后，司马迁已经是不清楚，两千年后，我们再来追究这一段历史时，借助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认识方法的改进，通过增补订正，可以更加逼近真实，但仍然不能知道得明明白白。点滴史料和无穷史实之间的落差，是古代史的宿命，也是古代史的魅力，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联想作连锁式的考证，再用合理的推测去填补历史的空白。 （三）顺天逆民秦统一

1. 一切历史都是推想

2009年2月底，历史侦探结束了关于秦始皇亲族疑案的侦查，将全部结果整理成册，提交给了历史法庭，对于这桩两千年来的重大疑案，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代。历史法庭审阅了报告以后，对于历史侦探的工作努力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历史侦探接受法庭建议，另外补写《秦外戚世家》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将大大地推动有关秦始皇其他疑案的侦破。经过讨论，历史法庭决定奖赏历史侦探一笔小额的奖金，并且建议侦探局给予历史侦探适当的假期，便于他解除身心的劳累，接受新的任务。 得到奖金和假期的历史侦探，喜出望外，他开始考虑如何使用这次难得的休假。 历史侦探是贪玩好耍、喜爱游历的人，他决定去旅游。历史侦探又是好探险、求发现的人，单纯的游山玩水，已经激发不起他的兴致，他的旅游要有一种探索的目标。已故的侦探局老局长胡适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侦探，更是一位难得的历史侦探理论家，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名言，不仅对历史侦探界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也被历史侦探奉为座右铭。近年来，历史侦探通过自己的实践，觉得当今世道变化大，各种案情日趋复杂，这句名言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了的形势，于是自己做了一点补充，称作：“合理推想，临场体验。” 历史侦探景仰胡适老局长，他自己也爱好哲学，有理论的兴趣，喜欢随时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作功过成败、原因结果的总结，也喜欢不断地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作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诘问。他觉得这样既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破案能力，也可以为后辈的侦探们提供经验教训，为学科的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合理推想，临场体验”的补充，首先来源于他野外工作的实践总结，也来源于他闭门沉思的终极诘问。他有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式的记录。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往事已经在时间中消失，今天的我们不能再回去验证。史料是往事的遗留，是连接今天的我们与消失了的往事的唯一中介。但是，在现存的史料和消失了的往事之间，横亘着时间的间隔，在古代史的领域，这种间隔动辄数百上千年，如何穿越得过去？ 同时，消失了的往事无穷无尽，现存的史料点滴有限，这种差异，到了古代史的领域，只能用大海与浪花来比喻，用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往事与万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史料来形容，如何连接得起来？ 历史侦探的回答是：连接史料和往事，通过解读史料来重现往事、构筑史实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人类的智力，去做超越时空、由小见大的推想。推想必须合理。合理的推想，一是要有史料的依据，否则就成了空想；二是要合于逻辑，否则就成了臆想。 两千年以前，司马迁依据他所能见到的史料，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作了相对合理的推想，为我们留下了《史记》中的相关叙述，成为后人了解秦始皇的最重要史书。但是，司马迁掌握的史料不多，他的识别能力有局限，特别是他所生存的时代，官方和舆论主流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执根本否定的偏见，所以，《史记》中关于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不但残缺空白，而且羼入了大量的谎话和流言。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已经超出司马迁，我们所取的立场已经远较自认为革了秦王朝命的汉王朝更为客观，至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广阔视野和丰富知识，更不是司马迁的时代所能够比况的了。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侦探感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重新审视《史记》的相关记载，而且有必要重新构筑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一部新的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

2. 重新寻找秦始皇

构筑新的历史，不但需要新史料，也需要新视野和新方法。在新方法中，合理的推想自然是必不可少，不过，临场体验也是缺不得的功夫。临场体验，一种是用脑，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穿越时空作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心情。另一种是用脚，用脚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到古代的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 古代的遗址，是往事的废墟——废墟不是终结的空虚，而是与记忆同在的生存。当废墟被触发的时候，存留的记忆基因将会赋予往事以复活的生命。在这次秦始皇疑案的追查中，历史侦探用脑的临场体验多，用脚的临场体验少，走得少了，看得少了，实地的临场感也淡薄了，他自己不满意，朋友们也有意见。 有幸得到历史法庭格外恩准的休假后，历史侦探决定去作实地考察，再一次用脚去深入历史现场，去复活历史，去寻求秦始皇的历史真相。 心中的火焰燃起来，2009年3月，历史侦探查询地图，打点行装，行进在山海之间的风尘路上。 历史侦探到胶南，登琅琊台，感受秦始皇乐而忘返的欢愉，确认方士徐福与所谓的坑儒事件并无牵连，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放心之余，追寻秦始皇巡游的足迹，沿山东海岸北上，风雨中登成山头，体验当年旅行的艰辛，想见秦始皇祭祀日神的庄严。又西行去烟台，上芝罘岛，这里曾经是秦始皇祭祀阳主、刻石记功的圣地，如今历经沧桑，天变地动，小岛连通陆地，刻石已成纸上回忆。古今虚幻，往事如烟，最终去了蓬莱阁，因为海市蜃楼的幻影，八仙过海的传说，这里已成古往今来一大名胜地。 蓬莱阁（李开元 摄） 考察归来，历史侦探再次翻阅古典，研读新出土的文献，查询古今中外的意见，在确信“坑儒”是编造的伪史之余，情不自禁感慨：秦始皇一生的事迹，我们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也欠缺了尽心尽力去了解的努力；秦始皇一生的功过，特别是他的历史形象，不仅是被曲解误读，更是被人为地丑化了。两千年来，作为秦人的子孙，我们没有寻实据理，公正客观，努力地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秦始皇，而是囿于党派学派的成见，出于眼前利益的需要，编造出种种曲意阿世的诠释，偏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如此的结果，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愧对子孙后代，徒引海外识者的嘲笑而已。 感慨之余，历史侦探痛定思痛，他深感秦始皇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必要为秦始皇这样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作正本清源的澄清，对他在历史上的事迹，重新作细致的考察，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重新作公正的评价。作为华人的职业历史侦探，他自感羞愧汗颜，觉得自己在这桩千年疑案中是有责任的，他考虑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来从事这项艰难的工作。

3. 推倒重来的工作

有一句话说得好，看法可以有很多，事实却只有一个。看法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建筑在事实基础上的高层楼阁。在事实和看法之间，事实优先。一旦事实动摇，看法必将摇摇欲坠。历史侦探以为，唯一的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多样的看法，只是对唯一事实的不同解释。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有遵从事实的共同理性，正确的逻辑关系是人类的共同意识的话，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可以逐步接近的，不同的看法是可以趋于一致的。 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侦探将千百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各种不同看法作了清理，他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基于相同的史实。提出这些看法的评论家们，并没有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新的史实，也缺少对史实的认真清理，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史实，着力于在解释上花样翻新，甚至是强词夺理。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造成议论纷纷而无新意，史实依旧了无进展的现状。 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侦探感到在重新认识秦始皇的问题上，需要推倒重来。他所说的“推倒”，讲的是首先要将史书解构成史料——具体而言，就是分析《史记》和其他文献中有关秦始皇的篇章，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可信度较低的历史故事和不可信的添加伪造区分开来。他所说的“重来”，分为史实的重建和史论的重建两个阶段。史实的重建，讲的是从传世文献中筛选出可信的新史料以后，再从出土资料中寻找可信可用的相关史料补充进去，洗牌组合，重新构筑有关秦始皇的史实。史论的重建，讲的是在一部新的秦始皇纪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联通古今，扬弃取舍。 这项工作，宛若在一座曾经改建过的老建筑的旧址上复原一座更老的建筑，这座更老的建筑，是改建前的原始建筑。为了复原，首先要细致地拆卸老建筑，将可用的原始建材挑选出来继续使用，在补充了新建材、重建了原始建筑以后，还要作最后的装修和装饰。毫无疑问，这项重建的工作，不但工序繁多，而且工作量庞大。曾经自以为对这项工作有了一定贡献，也有意接受这项工作的历史侦探自我衡量了一下，结果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终于明白，他从前所从事的工作，不过是拆卸旧建筑和寻找新建材，他所完成的拆卸，仅仅是旧建筑的前堂，他所收集的新建材，也还远远不够用。 自我衡量到这里，心里有些凉飕飕的历史侦探感到，在这个时候，要勉为其难地来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无异于在旧建筑只拆了一半的时候来作装修，结果怕是会落到商业宣传的浮饰中去。历史侦探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他尊重业界的职业规范，对自己的侦探事务所有严格的要求，看重创新和信用。他希望自己的侦探事务所能够成为一个有品牌的专业特色店。 历史侦探决定暂时搁置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的重大工作，留待复原工程完成以后再进行。眼下，他决定低调务实，只是总结已经完成的工作，依据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以秦统一天下为界，对三十九岁以前的秦始皇作一个简略的评价。在作这个评价的时候，历史侦探决定选取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为观察的视点，以新发现的相关史实作为线索和根据。他相信，由此得出的看法将会是新颖的，其可信度也是可以经受检验的。

4. 颁奖台上的强势明君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历史侦探写出了评价秦始皇的阶段报告书，准备提交给历史法庭。因为最近在国外了解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情况，感觉由大众直接参与历史审判将是未来的潮流，于是历史侦探将报告书作了摘要，提供给将来有兴趣有机会参与陪审的读者们，如下： 通过最近的工作，我对秦始皇的亲族们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对从前知之甚少的秦始皇的亲族们，比如父亲嬴异、母亲赵姬、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弟弟长安君成蟜等人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从前不为人知的几位亲族，比如表叔昌平君、成蟜的母亲韩夫人、嬴政王后楚夫人等；在两位准亲族的著名人物——仲父吕不韦和假父嫪毐的事迹中，也发现了诸多从前没有被注意到的史实间的关联。 通过这项工作，我们首次将秦始皇的亲族网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通过重建这些亲族们所组成的关系网，观察秦始皇在这个关系网中与亲族们的互动和映照，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了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亲族关系无疑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在世袭制社会当中，出身决定了地位，亲族关系更是个人发展的首要条件。把握住了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一个逼近历史真实的、人性的秦始皇的形象，便有了复活的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调查，我们还首次对数百年来秦国外戚的历史和秦国外戚干政的历史特点作了系统的整理，对于长达三百年、延续了二十一世代的秦楚两国的联姻关系，有了脉络清晰的认识，并且第一次将左右秦国政坛八十年之久的楚系外戚集团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了。外戚干政是秦国政坛的深层背景。楚系外戚集团主政，从秦昭王时代一直持续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父子的政治生命，长期都掌握在这个集团手里。可以说，外戚关系，特别是楚系外戚集团的存在，是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背景。 忽视以上这些基本的要素，无异于割断了历史，结果就是将秦始皇视为横空出世的奇特人物，赞美者称他为千古一帝，将秦统一天下的伟业通通归功于他的英明；攻击者称他是稀世暴君，将秦亡的责任逐一归结为他的罪行。现在看来，这些意见都是情绪化的偏激之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偏离了评价历史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公正立场。 我的这次调查工作，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亲族关系，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秦始皇从出生到统一天下的三十九年间。三十九年的时间，在秦始皇五十年的生涯中将近占了五分之四，他那曲折而辉煌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在这三十九年间，他从幼年到中年，他的为人行事，他的政风人格，已经基本定型。在这三十九年期间，他从秦国的王子到秦王，再从秦王到秦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大体确立。根据对他这三十九年历史的仔细考察，我们看不出暴君独裁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不到出现暴君独裁的历史条件——不受限制的绝对王权。相反，我们看到秦国政治社会传统深厚，王室婚姻连接多国，亲族关系错综复杂，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多方的制衡和限制。在这种生存和发展条件之下，我们所看到的三十九岁之前的秦王嬴政，是一位经历了种种艰难磨炼，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贤明君王的形象。 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查秦始皇亲族关系的工作中，也对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做了一次清理。清理的结果表明，秦统一天下的过程，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秦孝公时代（前361—前338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秦统一天下的出发点。在这段时期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制度基础。 二、秦惠文王时代（前337—前31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稳步东进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攻占巴蜀，将关中蜀汉连成一片，建立了东进的稳固基地；任用张仪破解六国联盟，实现了东进的有利外交环境，北取上郡，南夺汉中，东进三川，开始稳步扩张。 三、秦昭王时代（前306—前25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秦国在宣太后和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任用魏冄，内政安稳，外交灵活；军事上任用大将白起，通过伊阙之战，歼灭了二十万韩魏联军，使韩国和魏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通过长平之战，歼灭了四十万赵国军队，使赵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这时候的秦国，三分天下有其二，领土和实力，已经远远凌驾于六国之上；这时候的秦国，统一天下的三大战役（伊阙之战、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已经打赢了两场，统一天下的大局已经定型，攻灭六国的大势已经难以逆转。 四、秦始皇时代（前246—前221年），这是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在嬴政年幼不能亲政的十年间，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帝太后代理，主持国政的吕不韦、昌平君，主持军事的蒙骜和王龁都是先王以来的老臣，维系着内政外交和东进政策的稳定。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在祖母华阳太后的督促之下，依靠表叔昌平君等人平定嫪毐之乱，放逐了母亲帝太后。事后，他接受齐国使者茅焦的建议，迎回母亲，明智地在祖母和母亲之间求得平衡，不仅妥善地处理了危机中的秦国政局，也妥善地处理了复杂的多国政治关系。 嫪毐之乱，是嬴政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磨炼，他顺利地经受了考验，一位有为君王的成长形象由此充分地展现出来。嬴政亲政以后，华阳太后威临王室，丞相昌平君辅佐国政，老将王翦领军出征，年轻的秦王继承传统，开始领导秦国沿着既定的路线继续东进。华阳太后去世以后，嬴政开始专权，罢斥老臣，放逐昌平君和王翦，强力推动统一的车轮急速猛进，结果遭受了第一次灭楚之战的重大失败。不过，嬴政跌倒后又爬起来，他承认过错，再次起用王翦，取得了灭楚之战的最后胜利，完成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如果我们以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为背景，将秦始皇的前半生放在这个背景中作一鸟瞰式的概观的话，大致可以做出一个形象化的评语。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宛若一场四乘一百的接力赛，秦始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作四人接力赛中的最后一棒，在遥遥领先、胜局已定的跑道上，他接棒冲刺，曾经跌倒，又坚强地爬起来，一鼓作气跑到了终点，成了颁奖台上的领奖者，历史镜头的聚光点。在这个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展现出来的人格是隐忍顽强、坚决果断；他展现出来的政风是明察谨严、知过即改；他展现出来的历史形象，是一位历经了种种艰难磨炼，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强势明君。

5. 天意难测民意重

一位年幼君王，经历了种种磨炼，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强势明君，尽管遭遇过失败和挫折，但他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千古一帝，这就是秦始皇前半生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阳光向上，可以说是正面投影的光辉形象。 投影出这个正面形象的光源，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列国并立，代之以统一帝国；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远古以来的亲缘氏族社会，代之以新的编户齐民社会。这个历史运动，宛若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经典作家称之为历史的必然，星相学家称之为宿命，我称之为天意。 中国有句古话说，时势造英雄。何谓时势？时，时局也；势，趋势也。时势就是历史大趋势，就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天意的体现。西周王室衰落以后，由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取代旧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历史运动开始启动，诸侯兼并，列国争霸；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称王，齐秦两国先后称帝，天下走向统一帝国的趋势逐步明显。正是在这种大趋势当中，秦国以它特有的条件顺应了天意，成为实现天意的工具，逐一消灭列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 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刻石记功，宣扬统一天下的大义。峄山刻石文曰：“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碑文大意是说：“回首乱世之初，纷争由分封列国开始。从此以后，战争无日不有，鲜血遍地长流。古往今来的混战局面，历代不能改正，五帝不能禁止。当今时代，皇帝统一天下，战争不再出现，灾害得以消灭，百姓康泰安定，永久享受和平的恩惠。”我读峄山刻石碑文，不仅感到字句铿锵，意义深远，更进而感受到此时此地的秦始皇，登高远望，志得意满，俨然是天意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又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残酷的战争过程。面对着虎狼之国秦国无止无休的蚕食侵攻，执着于传统、恋乡眷土的各国人民恐惧悲愤；面对着宛若杀人机器的冷酷秦军，热爱祖国的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上演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从这个角度来看，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行动，残酷地强暴了各国的人心，是违逆大众民意的。 如果我们以民意为另一束光源来照射秦始皇，投影出来的形象怕是相当地阴暗冷酷，一种为列国人民所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无道暴君的形象，鲜明地映现出来。相反，民心民意的所向，大众的热烈视线，都投向了抗秦的英雄。荆轲别燕国，刺秦王功败垂成，列国人民为之扼腕叹息。高渐离继承荆轲遗志，举筑击嬴政未中，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回响。张良变卖家产，求得壮士博浪沙狙击始皇，他那怀念祖国痛恨暴秦的深情，凝结了韩国的民心民意。 屈原赋《哀郢》，诉说国都为秦军攻占的悲伤，哭泣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思是说：“反复无常的天意啊，为何使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仲春二月啊迁徙东方。”他忧国怀乡，亲土爱民。他怨天悯人，哀怨天意之不公，悲泣民生之苦痛。 伟大的屈原，是忧国爱民的诗人。屈原所忧的祖国，是激烈抗击秦国侵攻的楚国。屈原所爱的人民，是在秦军的残酷攻击下流离失所、痛楚绝望的楚国人民。屈原的著作和人格，不仅体现了楚国的民意，也体现了列国的民意。古往今来，屈原已经成为热爱祖国乡土和讴歌民情民意的象征。 天意无情，民意人性，天意和民意的离合，左右了历史的动向。我调查秦始皇疑案，整理秦统一天下的往事，深深感到秦灭六国的历史是一部顺天逆民的历史——天意和民意的背离，制造了无数惨痛的历史。 秦违逆民意统一天下，暴力强行的结果：古来列国消灭，万千生灵涂炭；十五年后，有六百年历史的秦国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国家崩溃，王族灭绝。两千年来，中国人民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呻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压迫之下，乡土难以自治，个性难以发扬，改革的动向难以成器，创新的萌芽难以生长，庞大帝国体制的厚重停滞，让近代中国沉沦到落后的谷底。追根问底，都要溯源到早产的统一帝国，钳制民意，轻视地方，以暴力维持统一，扼杀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生机。 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虽然是早产，毕竟顺应了天意。秦帝国的建立，取得了远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为以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制度的基础，规范了延续的蓝图，可谓是后无来者。秦的体制，历代继承，统一帝国的形态，延续至今。中国指向统一的天意，可谓是由秦帝国和秦始皇宣告的。 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贯穿着中国历史。屈原伤怀自沉，逆天顺民。秦始皇统一天下，顺天逆民。秦末大乱，刘邦顺天顺民，建立郡国并行制的西汉联合帝国。历经王朝更替，演化到了近代，袁世凯复辟称帝，是一场逆天逆民的短命闹剧。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由统一帝国和民众暴乱交替而来的王朝循环，也是源出于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 书同文，车同轨 天意和民意，是我们洞察历史的两束光源，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两个视点。从这个角度观察开去，我们不但可以将秦帝国和秦始皇看得更清，也可以看清历代的王朝和帝王，看清他们的明处和暗处，他们的光辉和黑暗，看清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伟大和渺小。 体察天意和民意，方能通古今之变。古代社会，天意重而民意轻；现代社会，民意重而天意薄。天意超前，民意滞后；天意难测而识者少，民意可察而变数多。不从天意，难以成功；不顺民意，必将遭到功成后的报复。 盖棺论定，秦始皇千秋功罪的评说，还得留待整理秦始皇晚年史实之后。 以史为鉴，当权者顺天重民，调和天意和民意，可谓是须臾而不可忘记。 结语 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 这是我写的一本历史推理书。 几年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历史再叙事《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2007年，中华书局。后来做了增补，改名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201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再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按照预定的计划，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复活的历史：汉帝国的诞生》（其前部《楚亡：从项羽到韩信》，201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增补加注，由三联书店出版）。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我竟然先写成了这本历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 写历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入史学之门，算是科班正途，进北大历史系，从考证开始起步，经过人物评论、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学理论，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高层，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完整过程。因为喜好哲学，遇事爱寻根问底，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又是什么的终极问题，始终是我的关怀。毕竟是千古的疑难，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证是什么，考证的原理在哪里？也一直吸引着我。多次实践以后，渐渐悟出些道理来了，考证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基于证据的推理，不仅是历史学的思想基础，也是科学的思想基础。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在基础的部分有相关的交接点，实在是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曾经有过做科学家的少年梦。我爱读侦探小说，最钦佩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那种智慧的冷峻神态、瘦长的敏捷身姿，很使我着迷。侦探小说读得多了以后，对于侦探们的思路，也大体看出门道来了，同样是基于证据的推理。 侦探小说发端于英美，经过日本人的改进，发展成为体裁广泛的推理小说，内容也由单纯的刑警破案扩充到暴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东野圭吾……众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灿烂的群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到日本以后，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些写侦探小说的名家们，不少人喜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他们不但用古代史做题材写侦探小说，有些人还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来。报纸电视关于古代史疑问的讨论，常常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侦探小说家同堂共议，争锋斗智，那种融汇文学和史学、结合实证和推理的动人景象，在中国是未曾见过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专家，也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读了日本推理小说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说《成吉思汗的秘密》后有所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作《日本的推理小说与清代的考据之学—— 一种文化比较》。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的体验，指出了推理小说与考据之学间有相通的内在联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读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进而想到，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侦探小说都颇为流行，是得到国民喜爱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没有发达的推理小说，国民喜爱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侠。神怪武侠是非逻辑的自由遐想，那种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脱和飞跃，不由得让我想到庄子的无拘无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讲思辨、重逻辑的哲学派别，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尊儒以后，两千多年来是断绝了。这种断绝，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影响，不可不谓久远深长。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制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实在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后的当今中国文化，其最大的课题，就是回到古典，重铸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现代的普世文化，发展出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文化来。 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学的开拓也是文化的课题之一。于是我又发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据学的传统之上，参照推理小说，发展出一种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历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论脱离实际论者，承认任何理论与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人为努力的所在。理论先行，有了想法以后，我开始着手实践。历史推理的内容，当然是历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领域，到处都是难解的疑团，大到夏王朝是虚幻还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亲是子异还是吕不韦，大凡是可以做考证文章的题目，都可以成为历史推理的题材。问题在于形式，寻找合适的形式成了写作历史推理的关键。 我试图学习侦探小说的手法，设计一位宛若侦探的历史学家，引导自己的学生们出入古今，破解古史之谜。如此深入下去的结果，自然走向了推理小说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和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历史可信度的传达。我希望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侦查的疑案就是历史学的问题，证据一定要真实，推理一定要合理，可以构筑，但不能编造。虚构人物的推理小说的方式，不是我当下追求的目标。我暂时放下了这种写法，将原稿封存，留待将来做别的用途。我将注意力转向题材，期待内容能够提供形式的启示。 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的时候，曾经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创建了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它的上层，多是出身于楚国的军人，数量虽然不大，却是集团的核心部分，我称其为楚人集团；它的中下层，多是出身于旧秦国的军人，数量最大，构成集团的外围和主力，我称其为秦人集团。顺着这条线索，我在整理项羽之死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垓下战败，项羽溃围脱逃，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奉命追击，终于在乌江岸边置项羽于死地。项羽死后，有五位汉军骑士各自夺得了其遗体的一部分，都被刘邦封为列侯。这五位骑士，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其中的一位叫作杨喜，他的第五代孙子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曾经做过汉朝的丞相，与司马迁有多年的交往。《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垓下之战和项羽之死的纪事，因为都出于杨喜的口述，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得让人生疑。 兵马俑面部 站俑 李开元教授认为，兵马俑的原型为秦帝国的京师军。当日在垓下追击项羽的五位汉军骑士，皆为出身于关中地区的旧秦军将士，他们的身影，或许就在兵马俑中。 这段历史的澄清，不仅印证了我对刘邦集团地域构成的发现，也坚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以《史记》为蓝本写历史叙事的决心。我进而联想到兵马俑，这是一支以秦帝国的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地下军团，那些追击项羽的旧秦军将士们，甚至是杨喜等五人的身姿，说不定就跻身于其中？兴奋感动之余，我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就这个题材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作《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在“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2004年，兵马俑博物馆）上发表，后来刊载在《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上。另一篇题作《论〈史记〉叙述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在“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上发表，后来刊载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上，算是两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 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的内容，被与会的记者报道，经过报纸和因特网的转载，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在火车站的消遣杂志上看到了相关的文章，候车时买来打发时间。我去年暑假到安徽实地考察，从垓下经过东城到乌江，一步一个脚印地追寻项羽之死的踪迹。在乌江“项羽祠”出售的旅游书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文章，买来作纪念。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我，而是各种层面上的爱好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改写和再改写。 在得到上至学会下至娱乐小报的反馈以后，我再一次感到历史的神秘，感到真实的历史，可以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追求历史真相的乐趣，可以由专家与大众共享，专家和大众一样，都有一颗好奇的心。我由此想到，既然是专家与大众都感兴趣的内容，与其由外行的爱好者来改写传布，留下浅入误出的诟病，何不由专家自己来深入浅出地传播？受到新的刺激后，我开始考虑以项羽之死为题材，以已经写成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再一次尝试历史推理的写作，希望大众看得有趣，专家不会摇头。 写作的过程断断续续，停停写写，持续了好几个月，结果是失败了。尽管有好的题材，却找不到好的形式，我无法脱离学术论文的框架，另外写成一种既能使大众感到有趣，也能使我有心写下去的新东西。我很有些灰头灰脑，怀疑自己是否走火入魔而为贤者笑，我又一次将历史推理的想法束之高阁。这一次，我将历史推理从我的历史学构想中作了删除，排除到历史学之外，干干脆脆来了个一刀两断。 古来贤者说，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不再受历史推理困扰的我，于是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历史叙事的追求。感谢神明的眷顾，我竟然在失落的地方有了收获，在思维的推理上增添了实地的考察，在冷峻的逻辑上增添了移情的体验，在问题式的求解外追求历史的自然流程，终于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形式，完成了《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 那个时候，我再次思考了自己的历史学构想，确认了历史研究、历史理论和历史叙事的工作布局，准备顺着这个三合一的方向，驾轻就熟地顺流而下了。历史叙事，以“复活的历史”为系列进入汉帝国；历史研究，围绕取代军功受益阶层的诸种新集团，进入西汉中后期；历史理论，将《历史的镜像》整理出来，由知识论进入本体论；然后是诸子百家、茶文化、生死观、神明和花道……又是思想先行的宏大计划。 思想总是走得太快，行动永远落后于计划，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不时将我的计划打乱。《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出版于2007年4月，大概是在同年2月，《21世纪经济报道》读书版的编辑李二民先生来信约稿，说中央电视台将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秦始皇》，希望我就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谈谈看法。我一口应承下来，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反而有正中下怀的愉悦，因为长久以来，秦始皇的事情一直憋在我的心中，成了纠缠不去的情结。 我写《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最初是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写的。当我将所有有关秦始皇的史料仔细地过了目，将有关的主要研究论著浏览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两千年来，秦始皇是一位被严重误读了的人物，不仅他个人被误读，秦帝国建立前和秦帝国崩溃后的整个历史背景都被误读了，有关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迷雾重重。 作为历史学家，作为秦的子孙，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将所有的迷雾澄清。不过，澄清历史迷雾，破解历史疑难，锐利的武器是历史论文而不是历史叙事，这就将我置于形式和内容不能两全的矛盾处境：要从秦始皇开始叙述，就得先写论文澄清史实。经过反复试行和多方思考以后，我决定放弃秦始皇，改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写，历史叙事先于历史论文。 从结果来看，我的这种选择是成功的。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在秦帝国时代，刘邦是一介草民，他的生活圈子有限，有关他个人的史料比较多而且比较可靠，从他入手不但便于叙述，也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当时民间社会的风气，收到了由下而上复活秦帝国崩溃过程的效果。当然，由于我的这种选择，澄清秦始皇种种疑问的课题，就被搁置下来，我在叙述秦帝国崩溃的时候，对于相关事情不得不有所回避，甚至闪烁其词。最大的遗憾是，我因此无法对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和秦帝国崩溃的原因，作盖棺论定的结语。 《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约稿，给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我一气呵成，接连写了三篇长文，分别以《秦始皇的生父之谜》《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赵高变形记》刊载在该报上。报纸是大众媒体，对于文体有特殊的要求，论文的形式肯定是不合适的。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稿的时候，历史推理的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死灰复燃，于是我借东风，将写论文的内容，按照纸媒的要求，用一种破案解密的形式写了出来。结果是读者有好评，我自己也喜欢。文章传播开来以后，不断有各种媒体继续邀约我，使我欲罢不能。 也许是随波逐流，也许是顺水推舟，经过彷徨和反复，大概是在2007年11月，我正式决定将《复活的历史》第二部放下，借媒体的邀约为动力，接着三篇报纸文章的余势，再一次挑战历史推理，以研究课题的内容为底本写一本大众读物，将笼罩在秦始皇身上的迷雾一一清除。11月中旬，我草拟提纲正式动笔，2008年3月底写成初稿。6月初，接到东方卫视的《世说新语》栏目的邀请，按照电视讲座的要求再次改稿。8月底到上海录制节目，9月底回到日本。10月6日到24日，节目以《秦史谜案》的题目播出。节目播放以后，我又根据播放的结果总结得失，按照出版要求，补充内容，完成本书的定稿。11月29日，我将最后一章改定完毕，发送出版社，终于交出了自己认可的完稿。 由于本书的完成，历史推理在我的工作布局上复活。我所追求的历史学，不但综合了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成为一个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历史学，也因为增添了历史推理而进入大众领域。 这样的结果，不但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使我得到更多朋友，也坚定了我对文化资源学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文化资源，既可以为研究所用，也可以为教育所用；既可以为大众娱乐所用，也可以为旅游经济所用。历史学的领域，可以步步拓宽，应当与时俱进。 在东方卫视播放的《秦史谜案》讲座中，我自己拟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宣传文字。这段文字，体现了本书的理念，我自己也很喜欢，在这里摘录下来奉献给读者朋友，作为结语的收场：
历史是永恒的谜，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去。如果我不能给你提供最准确的史实，我将给你提供最合理的推测。 最准确的史实，是近于美的真；最合理的推测，是近于真的美，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后记
探索尚未成功，作者仍需努力 ——作者自勉
这本《秦谜》，是我著作中受众最广的一本书，也是最难定位的一本书。 对于历史学的知识构成，我有“3＋N的世界”之划分。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往事是第一世界，史料是第二世界，史书是第三世界。在这三个基础世界之上衍生出来的种种历史作品，都属于“N”的世界。 最初，我将《秦谜》视为漫游“N的历史世界”的结果。因为这本书的底本是电视讲座稿，针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使用通俗的口语，为对历史有兴趣的公众破解秦始皇的身世之谜。久而久之，又觉得不全是如此。因为本书的很多内容是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用历史推理的形式作了解答。这些内容，对于专家来说也是新知新说，从基于史料推想的角度而言，似乎又有些跨界进入第三世界的嫌疑。其中的部分内容，我后来又用学术论文的形式作了论述，只是表现形式和深浅有不同而已。 理论和实际间有差异，说不清的事情不妨先搁置。 《秦崩》和《楚亡》两本书，不同的版本出来后，我都反复读，反复听，反复改。因为是已经成熟的形式，自信可以日臻精美。《秦谜》出版以后，我几乎没有细致通读过任何一个版本。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历史推理这种形式，尚在摸索中，一旦认真细读，难免生大改大动的念头。本来就拿捏不准，怕掉在深井里出不来，暂时听之任之为好。 所以，中信的责编来信询问有无修改时，我回答：除改定错误外，原则上不做修改。不过，有一点心得，我早就批注在书的空白处，一直想补充进去。经过权衡后，我将其放在后记里。 在本书第二案“弟弟和假父的故事（二）”的第5节“茅焦劝秦王的历史意义”中，我曾经对面见秦王嬴政，劝谏他宽恕母亲的齐客茅焦作过推测，推测他可能是从齐国来到秦国的使者，从诸侯国间外交的立场说动了秦王。 这个推测，是基于历史事件的走向，从齐客的身份引发出来的，并无直接的证据，有待证实或者证伪。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后来翻阅史书时，一些从前视而不见的文字，猛然闪光于眼前，几段从前没有留意的记载，一下子成为关注的亮点。真是应了那句话，史料不会说话，说话的都是借史料说话的人。人啊人，你只能看见你想看见的世界？ 翻阅《史记·六国年表》，有如下记载：秦王政十年“相国吕不韦免。齐赵来置酒，太后入咸阳”。赵悼襄王八年“入秦置酒”。齐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 置酒，本义是设置酒宴。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就是国宴了，用来招待国宾。也就是说，秦王政十年，秦国设置国宴招待赵国和齐国的国宾。那么，秦国设置国宴招待的赵国和齐国的国宾是什么人呢？ 顺藤摸瓜，查《史记·田齐世家》，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又查《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八年没有任何记录，史书失载。据《六国年表》的记载，比照《田齐世家》，当可补记“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 于是真相大白！嫪毐之乱平定后，愤怒的秦王嬴政将母亲帝太后迁徙到雍城，罢免了相国吕不韦。就在这个时候，齐王建和赵悼襄王分别率领齐国和赵国的使团来到咸阳，秦王政设国宴招待，三国间有重大的外交交涉。在这场重大的外交交涉中，秦王政在对不同外戚集团的处理中，直接面临与诸侯各国的关系，必须平衡各方的利益。而茅焦，正是齐国使团的要员，他随同齐王建来到咸阳，站在以齐赵两国为代表的诸国立场上，劝谏秦王政明智地处置帝太后的问题，避免楚系外戚一家独大。聪明的秦王政，经茅焦点醒，马上迎回了母亲…… 当然，要想彻底地究明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历史研究和严谨的学术论文，作为公众读物的历史推理，只能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的《秦谜》，难免留下不足。留下的不足，正是继续努力的余地。我想，我会继续写历史推理，在我的计划中，《秦谜》本有续集，曾经定名为《秦帝国的秘密》，对秦统一后的诸多历史疑案，以及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的原因，用历史推理的形式作一探讨。豪言放在事前，本是道家的忌讳。未做先说了，有大话之嫌，尽管不安，还是想借此告诫自己： 探索尚未成功，作者仍需努力。 致谢 我是3＋N的历史学知识论者。 我以为，历史学的基础部分有三个世界：往事是第一世界，史料是第二世界，史书是第三世界，在这三个基础世界之上衍生出来的种种历史作品，都属于“N的历史世界”。 多年以来，我一直游历在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当中，并未与外面的世界通消息。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初次漫游“N的历史世界”的成果。能有这样一次难得的经历，完全要归于媒体朋友们的促成，没有他们的逼迫和鼓励，我肯定是写不成这本我至今不甚了然的书的。 我首先要感谢李二民先生，没有他的约稿，我将会长久地将秦始皇的问题封存。李二民先生情怀激荡，有引领时流主沉浮的意气，他所主持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读书版能够为我提供那样大的空间，我至今尚引以为幸。其次我要感谢的，是东方卫视人文频道《世说新语》栏目的制片人李东先生，他干脆利落，果断自信，在越洋电话中一句话打动了我：“我们的节目，将传播你的思想。” “传达思想的声音”，是《世说新语》栏目的宗旨。这个宗旨，与我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年来，我有太多的思考想要表达出来，或者是过于超前而不合时流，或者是未能找到合适的形式，一直在探索碰撞当中。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是我心中越来越明确的理念。基于证据，用合理推想的形式表达历史，是我表现思想的尝试。李东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他那富有吸引力的声音，至今尚在我心中回响。 我还要感谢《世说新语》的策划人刘乃溪女士。李东先生约我做讲师，本来是要我讲《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当时我正在整理秦始皇的事情，自作主张，勉强地将《秦史谜案》加塞先讲。因为我缺乏电视讲座的经验，原稿的非时序推理体裁与电视讲座一次性通过的形式之间，出现了结合不良的裂痕。在这个困惑的时候，得助于刘乃溪女士的敏锐思路，她一夜之间将我的原稿重新排列，清理出了一个清晰的时间事件系统，终于使录像顺利完成。刘乃溪女士不愧是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资深策划，我写定这本书，她的思路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 我写这本历史推理，始终有逼上梁山之感，多次想脱离山寨，归顺朝廷。彷徨狐疑的时候，是方希女士睿智的意见鼓励了我，使我终于坚持下来。方希女士是干练的文化策划人，她对图书界的了解、对文化流向的把握，开阔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她对本书的肯定、理解和明澈意见，她对我工作方向的贤明建议，不但使我深思，也令我折服，我在此深表谢意。 最后，我希望再一次申明，本书不是常规的历史著作，而是大胆的历史推理作品。我在作这些大胆的历史推理的时候，尽可能严谨地遵从学术论据。这些作为推理基础的学术论据，不久将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刊行，请有兴趣深入追究历史之谜的读者参阅。 附录
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读不懂书，也永远读不懂秦始皇。
附录一 大事年表 前306年（秦昭王元年 楚怀王二十三年） ◎ 秦昭王嬴则即位。宣太后当政。 前305年（秦昭王二年 楚怀王二十四年） ◎ 魏冄平定季君之乱。◎ 迎楚夫人为王后。 前304年（秦昭王三年 楚怀王二十五年） ◎ 秦昭王与楚怀王盟于黄棘（今河南省新野东北），秦楚和好。 前303年（秦昭王四年 楚怀王二十六年） ◎ 安国君嬴柱生，1岁，母唐八子。◎ 齐、韩、魏共伐楚。楚使太子熊横入质于秦而请救，秦发兵救之，三国引兵去。 前302年（秦昭王五年 楚怀王二十七年） ◎ 楚太子熊横与秦大夫私斗，杀之亡归，秦楚交恶。 前298年（秦昭王九年楚 顷襄王元年） ◎ 楚太子熊横即位，是为顷襄王。 前292年（秦昭王十五年） ◎吕不韦生，1岁。 前281年（秦昭王二十六年 楚顷襄王十八年） ◎ 嬴柱23岁。子异生，1岁。吕不韦12岁。 前278年（秦昭王二十九年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 秦将白起攻下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 ◎ 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 楚使太子熊元与傅黄歇入质于秦。嬴柱32岁。子异10岁。 前271年（秦昭王三十六年 楚顷襄王二十八年） ◎ 嬴柱33岁。嬴异11岁。吕不韦22岁。◎昌平君生于咸阳，1岁？ 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楚顷襄王三十三年） ◎ 范雎为秦相。以穰侯魏冄为首的四贵失势。 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 赵孝成王元年） ◎ 宣太后死。安国君嬴柱为王太子，39岁。华阳夫人为太子夫人。◎嬴异17岁，后到赵国作人质。吕不韦28岁，在韩国经商。昌平君7岁。 前263年（秦昭王四十四年 楚顷襄王三十六年） ◎ 楚太子熊元亡归楚，立为王，是为考烈王。其秦妻与子熊启（昌平君）俱留秦。 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 赵孝成王四年 楚考烈王元年） ◎秦攻韩。赵国接受韩上党郡，秦赵战争一触即发。◎ 子异20岁，在邯郸结识吕不韦。吕不韦31岁。◎楚考烈王熊元即位。傅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 前261年（秦昭王四十六年 赵孝成王五年） ◎ 秦赵开战，相拒于长平。◎ 嬴异21岁，通过吕不韦认华阳夫人为养母。昌平君11岁。 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 赵孝成王六年） ◎ 长平之战赵军惨败。◎嬴异22岁，与赵姬同居。赵姬有孕。 附录二 秦始皇年表 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 赵孝成王七年） ◎ 1岁，生于邯郸。◎秦军攻入赵国，围困邯郸。◎父嬴异23岁。吕不韦34岁。 前258年（秦昭王四十九年 赵孝成王八年） ◎ 2岁，一家困处邯郸。◎秦军继续围困邯郸。◎父嬴异24岁。吕不韦35岁。 前257年（秦昭王五十年 韩桓惠王十六年 燕孝王元年） ◎ 3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魏信陵君、楚春申君等救赵，大败秦军。◎嬴异与吕不韦脱城回到咸阳，见华阳夫人，得字楚。不久娶韩夫人？◎表叔昌平君15岁，与母在咸阳。 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 赵孝成王十年 韩桓惠王十七年） ◎ 4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父嬴异26岁，弟成蟜出生1岁？表叔昌平君16岁。吕不韦37岁。 前255年（秦昭王五十二年 赵孝成王十一年） ◎ 5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秦相范雎死。◎父嬴异27岁，弟成蟜2岁。表叔昌平君17岁。吕不韦38岁。 前254年（秦昭王五十三年 赵孝成王十二年 燕王喜元年） ◎ 6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燕太子丹质于赵，与嬴政相识相欢？父嬴异28岁，弟成蟜3岁，表叔昌平君18岁。吕不韦39岁。 前253年（秦昭王五十四年 赵孝成王十三年） ◎ 7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父嬴异29岁，弟成蟜4岁，表叔昌平君19岁。吕不韦40岁。 前252年（秦昭王五十五年 赵孝成王十四年） ◎ 8岁，与母赵姬留在邯郸。父嬴异30岁，弟成蟜5岁，表叔昌平君20岁。吕不韦41岁。 前251年（秦昭王五十六年 赵孝成王十五年） ◎ 9岁，与母赵姬一道回到秦国。◎秦昭王死，安国君立，是为孝文王，53岁。秦国与赵国和解，送嬴政母子归国。嬴异31岁，为王太子。弟成蟜6岁。表叔昌平君21岁。吕不韦42岁。 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 楚考烈王十三年） ◎ 10岁，王太子继承人。◎孝文王即位，华阳夫人为王后，嬴异为王太子。孝文王即位三天死。◎嬴异32岁立，是为庄襄王。弟成蟜7岁，表叔昌平君22岁。吕不韦43岁。 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 楚考烈王十四年） ◎ 11岁，为王太子。◎嬴异33岁即位。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赵姬为王后。吕不韦为丞相，灭东周。表叔昌平君进入政坛。弟成蟜8岁。 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 楚考烈王十五年） ◎ 12岁，王太子。表叔昌平君24岁。弟成蟜9岁。吕不韦45岁。 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 魏安釐王三十年） ◎ 13岁。五月，庄襄王死，35岁。王太子嬴政立。委政于太后与大臣。太后者，华阳太后、夏太后与帝太后。大臣者，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与蒙骜、王齮等也。◎魏信陵君合五国攻秦，蒙骜军败于联军。李斯（34岁）入秦，为吕不韦舍人。◎表叔昌平君25岁。弟成蟜10岁。仲父吕不韦46岁。 前246年（秦王政元年 楚考烈王十七年） ◎ 14岁，即位。◎表叔昌平君26岁。弟成蟜11岁。仲父吕不韦47岁。 前245年（秦王政二年楚考烈王十八年） ◎ 15岁。表叔昌平君27岁。弟成蟜12岁。仲父吕不韦48岁。 前244年（秦王政三年 赵悼襄王元年） ◎ 16岁。◎王齮死。表叔昌平君28岁。弟成蟜13岁。仲父吕不韦49岁。 前243年（秦王政四年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 ◎ 17岁。信陵君死。表叔昌平君29岁。弟成蟜14岁。仲父吕不韦50岁。 前242年（秦王政五年 韩桓惠王三十一年） ◎ 18岁。成蟜出使韩国，韩献“百里之地”。封长安君。◎表叔昌平君30岁。仲父吕不韦51岁。 前241年（秦王政六年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 魏景湣王元年） ◎ 19岁。◎楚、赵、魏、韩、燕五国攻秦，被击退。楚将首都从陈（今河南淮阳）迁徙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吕氏春秋》编成。◎表叔昌平君31岁。弟成蟜16岁。仲父吕不韦52岁。 前240年（秦王政七年 韩桓惠王三十三年） ◎ 20岁。◎夏太后死。帝太后坐大，嫪毐擅权。◎表叔昌平君32岁。弟成蟜17岁。仲父吕不韦53岁。 前239年（秦王政八年 赵悼襄王六年 韩桓惠王三十四年） ◎ 21岁。帝太后打击韩夫人，引发成蟜之乱，成蟜降赵，封于饶（今河北饶阳）。嫪毐以告奸之功封长信侯。◎表叔昌平君33岁。仲父吕不韦54岁。 前238年（秦王政九年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韩王安元年） ◎ 22岁，之雍城行冠礼。◎华阳太后与帝太后对立，嫪毐受到追查，引发嫪毐之乱。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受命平乱。嫪毐兵败被处死，帝太后被放逐。◎楚考烈王熊元死，在位二十五年。李园杀春申君。楚幽王熊悍立。 前237年（秦王政十年 楚幽王元年） ◎ 23岁，迎楚夫人为王后。◎吕不韦（56岁）免相，之封地河南。昌平君（35岁）为相。下逐客令。李斯（44岁）上书请废逐客令。齐国使者茅焦说秦王，迎回帝太后。 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 韩王安三年） ◎ 24岁。◎丞相昌平君36岁。李斯（45岁）使韩。 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 楚幽王三年赵王迁元年） ◎ 25岁。◎吕不韦（58岁）自杀于河南。◎丞相昌平君熊启（37岁）与丞相颠监制铜戈。 前234年（秦王政十三年 楚幽王四年） ◎ 26岁。之河南。赵高（23岁）被选拔为尚书卒史，进入秦宫，仕于秦王。◎丞相昌平君38岁。 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 韩王安六年） ◎ 27岁。◎韩非入秦，死。韩王请为臣。◎丞相昌平君39岁。 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 燕王喜二十三年） ◎ 28岁。◎燕质子太子姬丹自秦亡归。◎丞相昌平君40岁。 前231年（秦王政十六年 韩王安八年） ◎ 29岁。◎韩南阳假守腾献地。◎丞相昌平君41岁。 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 韩王安九年） ◎ 30岁。◎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华阳太后死。幼子胡亥生1岁。◎丞相昌平君熊启（42岁）与丞相隗状监制铜戈。 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 赵王迁七年） ◎ 31岁。◎王翦攻赵。◎丞相昌平君43岁。 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 楚幽王十年 赵王迁八年） ◎ 32岁。◎楚幽王熊悍卒，楚哀王熊犹立二月，楚王负刍杀哀王及其母舅李园兄妹立。◎王翦破赵都邯郸，俘赵王迁。赵公子嘉奔代，自立为代王。嬴政之邯郸，活埋旧仇家。母帝太后卒。◎丞相昌平君44岁。 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 燕王喜二十八年 楚王负刍元年 魏王假元年 赵代王嘉元年） ◎ 33岁。◎荆轲刺秦王。王翦攻燕。徙故韩王安居郢陈□山。◎丞相昌平君45岁。 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一年 燕王喜二十九年） ◎ 34岁。◎王翦攻燕，破燕国首都蓟，燕迁往辽东。李信得太子丹首献秦王。王贲攻楚。韩国故都新郑反。故韩王安死于郢陈□山。王翦罢将归老频阳。昌平君（46岁）罢相迁徙郢陈□山，居韩王安地。 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 魏王假三年楚王负刍三年） ◎ 35岁。◎王贲水淹大梁，魏王假降，魏亡。李信、蒙武攻楚。昌平君（47岁）反秦于郢陈。李信、蒙武回军，大败。 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 楚王负刍四年） ◎ 36岁。嬴政之频阳强起王翦出征。昌平君（48岁）与秦军战郢陈。王翦攻楚，破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嬴政之郢陈。 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 楚王熊启元年） ◎ 37岁。◎楚军大将项燕拥立昌平君（49岁）为楚王，反秦于淮北。王翦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亡。 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 燕王喜三十三年 赵代王嘉六年） ◎ 38岁。◎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攻代，俘代王嘉，赵亡。 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 齐王建四十四年） ◎ 39岁。◎王贲与蒙恬攻齐，俘齐王建，齐亡。天下统一，议帝号，称皇帝。李斯（60岁）为廷尉，反对分封，主张全面郡县制，始皇行之。 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 ◎ 40岁。◎第一次巡游，之陇西北地。修驰道。 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 ◎ 41岁。◎第二次巡游，东至海，遣徐福入海求仙药，琅琊刻石。客卿李斯（62岁）随行。 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 ◎ 42岁。◎第三次巡游，博浪沙遇刺。芝罘刻石。东观刻石。 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 ◎ 43岁。◎屠雎领秦军五路攻南越。 前216年（秦始皇三十一年） ◎ 44岁。逢盗兰池。 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 ◎ 45岁。◎第四次巡游，李斯（66岁）同行，碣石刻石。遣韩终、侯生等求仙药。蒙恬伐匈奴。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 46岁。再次出兵进攻南越。蒙恬渡河筑长城。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 47岁。◎发五十万军民戍岭南。丞相李斯（68岁）上言焚书，始皇行之。 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 ◎ 48岁。◎自称真人。◎修直道。建阿房宫。侯生、卢生等逃亡，处罚方士。扶苏谏，出至上郡监军。 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 ◎ 49岁。◎陨石落东郡。使博士为《仙真人诗》。迁三万户至北河、榆中。 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 50岁。◎七月，第五次巡游，死于沙丘。胡亥（19岁）、赵高（47岁）、李斯（71岁）有沙丘之谋，伪造遗诏，逼迫扶苏自杀。二世胡亥立。◎九月，葬骊山。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 前209年（秦二世元年） ◎ 十月，二世即位。杀蒙恬、蒙毅兄弟。◎四月，诛杀诸公子公主。◎七月，陈胜起兵于大泽乡。攻占陈县，建立张楚政权，楚国复国。◎八月，武臣为赵王，赵国复国。◎九月，田儋起兵称齐王，齐国复国。◎韩广称燕王，燕国复国。◎项梁起兵于会稽。刘邦起兵于沛县。 前208年（秦二世二年） ◎十二月，陈胜败死。张楚亡。◎魏咎立为魏王，魏国复国。◎一月，楚王景驹立。◎赵王歇立。◎六月，项梁拥立楚怀王。◎韩王韩成立，韩国复国。◎七月，赵高为丞相。◎田假立为齐王。◎八月，田荣立田巿为王。◎魏豹为魏王。 前207年（秦二世三年） ◎ 十二月，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下。◎七月，赵高专权，指鹿为马。章邯投降项羽。◎八月，望夷宫政变，赵高杀二世。嬴婴立为秦王，杀赵高。◎九月，秦王嬴婴遣兵拒刘邦于峣关及蓝田，兵败。 前206年（汉元年） ◎ 十月，秦王嬴婴降，秦亡。 附录三 秦王婴父子列传
秦王婴者，始皇帝弟长安君成蟜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娶赵姬生政于邯郸。长平战起，赵军大败，秦军围邯郸。吕不韦护庄襄王脱出，赴秦军归，娶韩夫人生成蟜，夏姬爱之。夏姬者，韩女，庄襄王生母也。 后数年，赵送赵姬与政归。及庄襄王即位，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两宫并立。韩夫人与夏太后亲，赵姬附华阳太后。 秦王政五年，微夏太后意，成蟜使韩，不用甲，不伸威，韩出百里之地，遂封长安君。 七年，夏太后薨。帝太后权大，宠用嫪毐，稍浸韩夫人与成蟜。 八年，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嫪毐有告反之功，封长信侯。 成蟜留赵，封饶。子婴留咸阳，在襁褓中，华阳太后怜而护之。 二世即位，听李斯赵高，欲诛蒙氏，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二世不听。 二世与赵高谋，尽诛诸公子公主。婴为二世从兄，以故得幸无患害。 陈胜吴广乱起，秦巨鹿战败，章邯军降，刘邦军抵武关。赵高逼杀二世于望夷宫，立婴为秦王。婴与两子及宦者韩谈谋，刺杀高，夷其三族。使秦军守蓝田，军败，遂降刘邦，在位四十六日。项羽入咸阳，诛婴及秦王族，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 治史者曰：“贾生言秦之亡‘子婴立，遂不悟。籍使子婴有庸主之才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宜绝也’，误哉！” 余补《史记》，推言婴为长安君成蟜子，及读子婴谏二世存蒙氏而远奸臣，诛赵高而讨叛逆，遣兵据守蓝田，存亡救难之举具矣。然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孤立无亲，微弱无助。即位旋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抵灞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归降以免秦人于屠戮。子婴君王之质明矣，死生之义备矣，班孟坚之论，诚有可取之义哉。 子婴墓，闻在临潼刘家村，2007年春，余访求不得，言已毁于“文革”，伤痛感怀，暴虐何论古今。

秦王婴父子列传（译文）

秦王婴，是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的儿子。 子异（后来的秦庄襄王）在赵国作人质时，娶赵姬为妻，在邯郸生下了长子嬴政。长平之战暴发，赵军大败，秦军围困了邯郸。吕不韦护送子异脱出围城奔赴秦军，回到了秦国。子异在咸阳另外娶了韩国出身的韩夫人，生下了次子成蟜。成蟜得到了夏姬的格外宠爱。夏姬，出身于韩国的王族，是子异的亲生母亲。 数年以后，赵国将赵姬与嬴政送归秦国。庄襄王子异即位以后，尊养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亲母夏姬为夏太后，两宫并立。韩夫人亲近夏太后，赵姬依附于华阳太后。 秦王政五年，出于夏太后的安排，成蟜出使韩国，兵不血刃，韩国被迫献出百里的土地与秦国。成蟜因此被封为长安君。 七年，夏太后去世。帝太后赵姬权势膨胀，日渐侵凌韩夫人与成蟜。 八年，长安君成蟜领军进攻赵国，在屯留叛秦降赵。结果，参与叛乱的将士都被处死，参与叛乱的庶民被迁徙到临洮。帝太后的宠臣嫪毐因为告发反叛有功，被封为长信侯。 成蟜留在了赵国，被授予封地饶。他的儿子婴留在咸阳，尚在襁褓中，受到了祖母华阳太后的怜爱和保护。 秦二世即位以后，听信赵高和李斯，准备诛杀蒙恬蒙毅一族，嬴婴劝谏说：“臣下听说，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起用颜聚为将，燕王喜私用荆轲之谋而背弃和秦之约，齐王建杀戮旧臣而用佞幸后胜，这些耳详能熟的事情，皆是骤然变更人事，导致国家灭亡、主上身首异地的教训。蒙氏世代大臣，三世有功于秦，是国家的栋梁，主上刚刚即位就无故诛杀，臣下窃以为不可。臣下有所耳闻，虑事轻易的人难以治理国政，一意孤行的人不可以辅佐主上。诛杀忠臣而重用无廉行节操的人，这是内使群臣陷于不信而外使将帅离心的事情，望陛下熟虑。”二世没有听从。 在二世与赵高的策划下，将诸位公子公主全部诛杀。嬴婴是二世的从兄，不在诛杀的计划中，有幸得以保全。 陈胜吴广叛乱蜂起，秦军在巨鹿战败，大将章邯投降项羽，刘邦领军逼近武关。赵高发动政变，在望夷宫逼迫二世自杀，立嬴婴为秦王。嬴婴与两个儿子以及近臣韩谈密谋，刺杀赵高，夷灭他的三族。派遣秦军保卫蓝田，兵败，刘邦军进入灞上，于是投降，在位仅仅四十六日。项羽进入咸阳以后，诛杀嬴婴以及秦国王族。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 治史者说：“贾谊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说‘子婴被立为秦王，仍然没有醒悟。如果子婴有平庸的君主之才，只要得到中等程度的辅佐，山东地区虽然叛乱，三秦地区仍然可以保全所有，秦的宗庙祭祀未必会绝灭’，这是错误的结论！” 我补写《史记》，推断嬴婴是长安君成蟜的儿子，当读到嬴婴劝谏二世宽恕蒙氏疏远奸臣，诛杀赵高讨伐叛逆，派遣军队守卫蓝田时，深感他存亡救难的举措相当周全。然而，当时秦国的大势已去，他回天无力，孤立无亲，微弱无助。刚刚即位，饭尚未咽下肚，酒尚未沾上唇，楚军已经抵达灞上，他乘丧车系绶带，手奉玺印归降，使秦国吏民免于被屠杀。作为君王，嬴婴的资质不可不谓果断贤明；作为个人，他所展现的生死大义，也是到达了完备的境界啊！班固对于子婴的评论，诚有可取之处。 嬴婴的墓，听说在临潼刘家村，2007年春天，我去寻访而没有结果，据说已经在“文革”中被毁坏，伤痛感怀，暴虐的事情，古今都有。

秦王婴父子年表

父成蟜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 1岁 成蟜生于咸阳。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 6岁 赵姬与嬴政回到咸阳。 孝文王元年（前250年） 7岁 嬴异为王太子。 庄襄王元年（前249年） 8岁 华阳太后与夏太后两宫并立。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 11岁 赵姬为太后。 秦王政三年（前244年） 13岁 质自赵归？ 秦王政五年（前242年） 15岁 使韩，韩献百里之地，封长安君。 秦王政七年（前240年） 17岁 夏太后薨。帝太后势大，宠嫪毐。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18岁 反屯留，降赵。嫪毐因告反之功封长信侯。 ……

子婴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1岁 生于咸阳。成蟜之乱，华阳太后怜而护之。秦王政九年（前238年） 2岁 嫪毐之乱，帝太后被放逐。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 3岁 吕不韦免相，迎帝太后回咸阳。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 7岁 韩王请为臣。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 10岁 华阳太后薨。韩王安降。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14岁 昌平君免相出京徙陈。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 15岁 昌平君反秦。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19岁 秦统一。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28岁 扶苏受谴出京到上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 30岁 始皇死，扶苏自杀，李斯赵高立胡亥。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 31岁 二世杀蒙氏，婴谏之，不听。二世尽诛诸公子公主，婴以从兄故，得免。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 33岁 赵高逼杀二世，立婴。婴与子及韩谈谋，刺杀赵高。遣军拒刘邦军于蓝田。 汉元年（前206年） 34岁 十月，降刘邦。不久，被项羽诛杀。 附录四 昌平君列传
昌平君者，楚考烈王庶子也，名启。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秦楚平，使太子元入质于秦，秦留之十年。启生于秦，其母，盖秦昭王女也。 顷襄王三十六年，王病重，元与春申君谋，只身亡归。秋，顷襄王卒，元立，是为考烈王。 启与母俱留秦，与舅母华阳夫人亲。及子异为华阳夫人养子，遂与子异亲。庄襄王即位，启以至亲入仕，华阳太后宠之，封昌平君。 庄襄王卒，子政十三岁代立为秦王，委政于太后与大臣。太后者，华阳太后、夏太后与帝太后也。大臣者，相国吕不韦、昌平君与昌文君等也。 秦王政九年，王亲政，嫪毐作乱于咸阳。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定之。是时，昌平君盖为御史大夫，多与力焉。嫪毐事，竟及吕不韦。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免，昌平君为相。 十二年，启与左丞相颠监造铜戈。十七年，华阳太后薨，秦王益壮，昌平君不自安。是时，左丞相为隗状，启与状监造铜戈于阳。 二十一年，秦王欲攻楚急，王翦慎之，言不用，谢病归老频阳。昌平君附王翦，另有微词，俱失秦王意。新郑反，韩王安死于郢陈□山。昌平君徙于郢，居韩王死处，有死士属之。 二十二年，李信、蒙武攻楚。昌平君反秦于郢陈，李信、蒙武军回，遂大败李信军，杀七都尉。 秦王大怒，之频阳强起王翦，使击楚，攻陈，南至平舆，破寿春，虏楚王负刍。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北。事在秦王政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楚，大破楚军于蕲，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亡。 治史者曰：“余之陈（今淮阳），访楚都故迹。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徙都陈。顷襄王卒，葬陈，墓今在平粮台。考烈王得春申君助，亡归立于陈。韩王安迁死，昌平君反秦，张良学礼，张耳陈余避秦难，具在陈。及至陈胜兵起，诈称扶苏项燕，号张楚都于陈。七十余年间，淮阳何其为天下之要冲也？” 及余访商水，始察陈之阳城乃陈胜故里，胜岂非陈之后乎？阳城故址在今扶苏村，东有扶苏墓。昌平君勾通秦楚，连接扶苏项燕，其据陈反秦为楚之旧事，岂有故迹可寻乎？ 秦灭六国，天意也，六国抗秦，人情也。昌平君王孙跨国乱世难涉，朝朝暮暮秦楚两心，彼浮沉于天意人情之际，踌躇于楚父秦母之间，始于秦而终于楚，岂非时也，岂非命哉。

昌平君列传（译文）

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的庶子，名字叫作熊启。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秦国和楚国和好，楚国派遣太子熊元到秦国做人质，被留在秦国十年之久。熊启出生于秦国，他的母亲，应当是秦昭王的女儿。 楚顷襄王三十六年，顷襄王熊横病重，熊元与春申君密谋，单身从秦国逃亡，回到楚国。同年秋天，顷襄王病逝，熊元被立为楚王，这就是考烈王。 熊启和母亲一道留在秦国，亲近舅母华阳夫人。到了子异认华阳夫人为养母的时候，熊启于是与子异也亲近起来。庄襄王子异即位，熊启以王室至亲的关系出仕，受到华阳太后的宠爱和信任，受封为昌平君。 庄襄王病逝，长子嬴政十三岁，被立为秦王，委政于太后与大臣。当时，太后有三位，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母亲帝太后。大臣有多位，主要有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等人。 秦王政九年，嬴政亲政，长信侯嫪毐在咸阳发动武装政变。秦王命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领兵平定叛乱。当时，昌平君当为御史大夫，为平叛出力甚多。嫪毐的案件，牵涉到吕不韦。十年，吕不韦免相，昌平君被任命为丞相。 十二年，右丞相熊启与左丞相颠共同监造铜戈。十七年，华阳太后过世，秦王日益成长壮大，昌平君愈益感到不安。这个时候，左丞相是隗状，熊启与他一道监造在阳制造的铜戈。 二十一年，秦王急欲攻灭楚国，大将王翦慎重其事，谏言不为所用，被贬斥罢将，称病回到故乡频阳养老。丞相熊启在朝廷的会议上附和王翦，另有隐情微词，同时失去秦王的信任。就在这个时候，韩国故都新郑发生叛乱，被俘后迁徙到郢陈□山的韩王安受牵连死去。于是，秦王将昌平君罢相，迁徙到韩王安死去的地方，有敢死之士追随他前往。 二十二年，李信、蒙武领军进攻楚国。昌平君在郢陈起兵反秦，迫使李信、蒙武军撤回。在楚军的夹击下，李信军大败，部下七名都尉被杀。 秦王大怒，亲自前往频阳陈谢，强使王翦出任大将，领军进攻楚国。围困郢陈，南出平舆，攻破楚国都城寿春，俘虏楚王负刍。于是楚国大将项燕拥立昌平君为楚王，撤退到淮北继续抗秦。这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继续攻击楚国，在蕲县大破楚军，昌平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至此灭亡。 治史者说：“我到陈地（今淮阳），访问楚国的都城故迹。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楚国被迫迁都到陈。顷襄王过世，埋葬在陈，墓在今天的平粮台。楚考烈王得到春申君的帮助，从秦国亡归楚国，在陈被立为王。韩王安迁徙死亡，昌平君反秦复楚，张良学习仪礼，张耳陈余躲避追捕，这些名人往事，都发生在陈。到了陈胜起兵反秦，诈称秦公子扶苏和楚大将项燕复活，建立张楚政权建都于陈。七十余年间，淮阳为什么会成为天下的要地，时局的轴心呢？” 到了我访问商水，方才察明陈之阳城是陈胜的故乡，陈胜或许是古陈国公族的后裔？阳城遗址在今扶苏村，东面有扶苏墓。昌平君是勾通秦国和楚国，连接扶苏和项燕的人物，他在陈起兵反秦复楚的往事，也还能够寻找得到留踪遗迹吗？ 商水阳城故址（李开元 摄） 秦灭六国，顺从了天意。六国抗秦，也是人情使然。昌平君身兼秦楚两国王室贵胄，难以跨越离合兼并的乱世，免不了在秦楚两国间犹疑。他在天意和人情之间浮沉，在父亲的楚国和母亲的秦国之间游移，以在秦国建功立业开始人生，以回到楚国救亡称王结束生命，难道不正是时势造就的人物，命运的一种自然归宿吗？

昌平君年表

秦昭王三十六年 1岁 生于咸阳。 秦昭王四十四年 9岁 熊元亡归楚。熊启与母俱留秦。 庄襄王元年 22岁 开始进入秦国政界。 秦王政元年 25岁 成为辅佐年幼的秦王的大臣之一，受封为昌平君。 秦王政九年 33岁 担任御史大夫。嫪毐之乱暴发时，与相国吕不韦一道受 命镇压叛乱。 秦王政十年 34岁 吕不韦免相，昌平君出任丞相。 秦王政十二年 36岁 监造“十二年丞相启颠戈”。 秦王政十七年 41岁 监造“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秦王政二十一年 45岁 免相出京，迁徙到郢陈。 秦王政二十二年 46岁 起兵反秦于郢陈，大破李信军。 秦王政二十三年 47岁 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北。 秦王政二十四年 48岁 军败死。楚亡。 附录五 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 历史，像是一个说故事的评书场。为名人说故事。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半，添油加醋。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出身于外国的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发动政变要夺秦王的权。他的为人，被渲染得暴虐恐怖，说他的声音如同豺狗，内心如同虎狼，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近年来，我着手考察秦始皇的历史，追究秦始皇的故事，清理有关秦始皇的传闻和神话，随着清查工作的进程，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一一浮现出来。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有第一流的遗传基因，相貌堂堂，行动敏捷。他听信了老鼠丞相李斯的坏主意，确是下了焚书令，但是，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可靠，坑儒可疑

焚书的事情，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纪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制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纪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也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深入追究下来，这件纪事，司马迁是根据《奏事》这部书写成的。《奏事》是记载秦国大臣的上奏文和名山刻石的史料集，是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纪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纪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纪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纪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纪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纪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市，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纪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纪事。这段纪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纪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纪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而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使人对这段纪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纪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口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的罪名，处以腰斩之刑。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然而，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他们都曾经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厚遗，积极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仙药。侯生和韩众，韩国人。卢生，燕国人。徐福，齐国人。石生，出身不详。 徐福宫（李开元 摄）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花言巧语，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结果，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的原型，见于《说苑·反质》篇。这篇故事，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完整、更生动、更好听，典型的一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秦始皇段子。这条段子的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纪事，在这条段子的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这位侯生大人，临危不惧，正义凛然，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一派为方士脸上贴金的野语村言。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记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文采。为了使纪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彩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可信性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纪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作宗旨和编撰意图。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 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于是他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焚书坑儒——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秦始皇坑儒，是一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改编的年代是东汉，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一体，混为一谈，浑水中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不过，在西汉时代，对于方士们自编自叙、津津乐道的这个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感。汉武帝以来，继方士之后兴起的儒生们，开始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没有想到接手这个故事，来一番冒名顶替的改造。 坑儒谷（李开元 摄）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造历史、附和经书的风潮。 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尚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陵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坑埋的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使套子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实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历史被改造以后，儒生们又根据新的历史制造新的名词。班彪活跃在东汉初年，《汉书》是他与儿子班固、女儿班昭的共著，遵从官方的旨意，供奉经学为正统。《汉书·五行纪》数落秦始皇的暴政，“燔诗书，坑儒士”开始同时并举。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从此以后，燔书坑儒——焚书坑儒，作为一个汉语常用词汇，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文化观念，应运生发出来。

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

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读不懂书，也永远读不懂秦始皇。我前面说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有一半的理由在这里。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至此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焚书可信，断无可疑。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他们不但将被坑埋的假红帽子抢来戴在头上，以未曾支付过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而且私下里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可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治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焚书，是赤裸裸的文化暴行，易于识破，危害有限。尊儒，是阴惨惨的文化收买，迷惑人心而危害深远，更须要理性而明智的警觉。 秦坑儒谷（李开元 摄） 秦始皇坑儒，是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事件。但是，秦始皇真的坑过儒吗？ 李开元教授认为，秦始皇坑儒是个编造的假故事，编造者是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他们将被坑埋的假帽子抢来戴在头上，以未曾支付过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说，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如果对坑儒这个谎言一定较真，焚书坑儒这个汉字的常用词将分解，坑儒将被认定是尊儒的帮衬，两千年来数不清的史籍文献要修订，无数的高谈阔论要收敛。而今眼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改写？ …… 麻烦大了去了，还是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吗？ 参考文献

著作

1.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 2.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3.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6. 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91年。 7.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8.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三联书店，2015年。 9. 李开元：《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三联书店，2015年。 10. 金谷治：《秦思想史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1960年。 11. 藤田胜久：《項羽と劉邦の時代——秦漢帝國興亡史》，講談社，2006年。 12. 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曹峰、广濑薰雄译 《〈史记〉战国史料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3. 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の研究》，同朋社，1998年。 14. 富谷至：《東アジアの死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

论文

1. 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第2期。 2. 容庚：《诅楚文考释》，收入《古石刻零拾》，考古学社，1934年。 3. 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 4. 杨宽：《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西嶋定生：《嫪毐の乱につい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7. 藤田胜久：《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について》，收入佐藤武敏监修《战国纵横家书》，朋友书店，1993年。 8.黄盛璋：《云梦秦墓出土的两封家信与历史地理问题》，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9. 田凤岭、陈雍：《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文物》，1986年第3期。 10. 胡正明：《“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文物》，1988年第3期。 11. 彭适凡：《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考》，《文物》，2008年第5期。 12. 李开元：《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13. 李开元：《秦王“子婴”为始皇弟成蟜子说》，《秦文化论丛》第十四辑，2007年。 14. 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 15. 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疑案》，《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16. 李开元：《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 17. 邢义田：《秦或西汉初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奏谳书〉简180—196考论》，《传统中国法律的理念与实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八，2008年。 18. 尹在硕：《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秦汉时期后子制和家系继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20. 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9期。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